《黄河大合唱》创作之路

    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问世。八十年后，词作者光未然之子张安东，邀集抗敌演剧三队的后人和一些故友，打算沿当年的创作之路走一遭。原以为，“寻访团”只是一边观光一边考察，像时下的“驴友”一样。临时建立的微信朋友圈，不过三四十人，与抗敌演剧三队差不多。集结到一起才发现，除了这拨人，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纳维塔黄河合唱团，来自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合唱团，来自多国和国内多地的参演者、相关史料研究者和多家媒体等，竟有二百余人。

    问世之初

    《黄河大合唱》的问世，有很多偶然因素。抗战时期的宣传工作，由郭沫若领衔的第三厅负责，隶属陈诚和周恩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先后组建了十个抗敌演剧队、五个社团，分别奔走于不同地区。光未然先生率领演剧三队，在山西一带鼓动群众，本无前往延安和创作大型作品的计划。

    但队伍行进中，他不慎坠马骨折，被中央组织部召去延安治疗。最后七百里地，是队友们用担架抬着走的。没有麻药，他只能忍着痛。仿佛宿命就是要让他发声，便将国家和民族的痛，转移到他身上，让他痛到骨子里。沿途被战火摧毁的村庄、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以及壮阔的地貌等，都给予他极深的刺激。

    冼星海先生也是几经辗转才到达延安。光未然先生原想将沿途的感受，写成一首长诗。经众人提议，改为大合唱。以口授方式，五天便赶出歌词。冼先生兴奋地抢过手稿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

    那时生活物资紧缺，冼星海先生创作时有吃糖的习惯。友人们便各找门路，“借”来两斤白糖。

    仅用六天，冼星海先生就谱好《黄河大合唱》。除了天赋和学养，也因战局不等人，三队将在次月重返前线。合唱队缺人，特别是女声部，便从“孩子剧团”找来未变声的大男孩充数。整个延安加起来，也没有几件西洋乐器。于是二胡、三弦、柴油桶、茶缸一齐上，也算是玩后现代的先驱了。

    作品影响

    《黄河大合唱》的首演指挥，并不是冼星海先生，而是学数学的邬析零先生。他在回忆文章中谈起过，《冼星海日记》也有记载。那年邬先生十九岁，像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不论学什么专业，都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但他学指挥，第一堂课却是冼星海先生教的，也算是冼先生的学生了。  

    作为三队的音乐组长，邬先生随光未然先生一路走过来。曾将自己的见闻，向冼星海先生绘声绘色讲了一夜，特别是船夫号子。拿到乐谱后，一天一曲的紧张排练，也是他操持的，冼先生抽空指导。《黄河大合唱》背景庞大，但写词、作曲和排演，仅大致各用一个星期。

    冼星海先生除了这部作品，还写过《生产大合唱》，光未然先生也写过《三门峡大合唱》，都没有流传下来，却可以帮助人们从侧面理解《黄河大合唱》。这三部作品，都有特定的时事背景。但《黄河大合唱》，是以民族史诗的形式，表现人类反法西斯的共同诉求和坚强意志，便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时事。《黄河大合唱》问世后的遭遇，很有戏剧性。歌谱是怎样带出延安的，就有不同的说法。由于整部作品中，惟有《保卫黄河》唱起来最带劲，便很快流传开来。起初在国共两边军队里唱，几乎成为军歌，继而各自所辖地区的民众也开始唱。大部分人都是先知道这首歌，后来才知道有一部大合唱。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黄河大合唱》最红火的时期。1949年，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美国著名歌唱家罗伯逊演唱了英文版的《黄河颂》。日本也有一些团体，相继将日文版《黄河大合唱》，录制成唱盘、胶带、钢丝等，寄赠光未然先生。毫无疑问，反对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是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立场。

    造就传奇

    冼星海谱写《黄河大合唱》，除了与光未然先生在气质、才能和史诗情怀上，存在难得的契合,也与他所在的环境，存在隐秘的契合。陕北音调，给世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唢呐和腰鼓。信天游之于唢呐，只是“换了一副嗓子”。如果见识过当地的自然景观，就会明白，它们在民众精神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严肃的演奏家，端起唢呐，涌上身心的“基调”，并非热闹，而是空寂和苍凉，那便是“塬”的整体意象。摇曳着优美曲线伸向天边的黄河，勾画出它的旋律。那也并非悠扬，而是大悲和大喜归于一处的“极乐”。生死嫁娶，领衔的都是它。

    从《黄河颂》和《黄河怨》中，难道不可以听出，那份“叫天”式的倾诉吗？浩大的腰鼓阵，则像是壶口瀑布的人间“镜像”，一场宣泄原始生命力的竞赛。如果不把那只鼓系在腰上，加入方阵试一试，很难体会人这种动物，怎样将狂野的天性发挥到极致。与唢呐的单旋律相比，腰鼓阵天然是“多声部”的。《黄河船夫曲》《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的背后，潜藏着同样的音乐原型。

    中国老话讲，凡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黄河大合唱》不仅占尽机缘，而且近乎传奇。

    （《北京晚报》5.30 周新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