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曾发生真实版“潜伏”

    上海地铁2号线江苏路站出来，不远处就是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发生过的“潜伏”故事。

    这是一幢建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三层楼房，蓝色砖墙，位于江苏路389弄弄堂底。这里僻静隐蔽，屋前有一个独立小院，有门可通外面。因为这里的环境适合地下工作的需要，当初被选中成为秘密领导机关中共中央上海局所在地。

    一对时髦夫妇

    1945年秋，文质彬彬的方行和气质典雅的太太王辛南，来到江苏路，他们订下了江苏路永乐邨21号这整栋小楼作为公寓，并把一家老小都安置在此居住，这里由此成为了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核心所在地。

    当时，方行对外的身份是上海关勒铭金笔厂的股东，夫人王辛南和党外人士林俊卿医生出面开办了中华医药化验所，以此对外营业作为掩护。

    公寓是永乐邨弄堂底的单开间带家具的三层楼房，之前的住户是一对日本夫妇，留下了一套东洋式家具。1947年后，方行一家搬到永乐邨二层，张执一全家住在三层。底层分前后两进，分别是客堂和饭厅，是两家老小一起吃饭的地方。上级刘长胜指示方行夫妇负责在这里掩护张执一全家，不仅要保证这里作为高层领导开会谈工作的机密场所，两家人日常生活需要采买或保甲长等有事找上门，也一概由户主王辛南出面应付处理。

    方行、王辛南的女儿方虹回忆说：“我父母在受命之初，并不知道要他们负责掩护的地下领导机关就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后来虽然一直在机关核心工作却并不知道上海局正式成立于何时。只知道交给他们的工作是整体中的一部分，极其机密又极其重要，是上级对他们的绝对信任，对上级的指示一定要尽全力去做好，万不可因自己的丝毫闪失和偏差贻误大局。”

    虽然，这里掩护的方式与在不远处的愚谷邨相仿，但这里更严密谨慎，连同房子一同留下来的两个佣人，在这里生活多年，与两家老少密切相处，对这些事也一无所知。一直到上海解放，他们看到原来的先生小姐太太都穿上了解放军军装，惊得目瞪口呆。

    经常来这里开会的上海局领导有刘晓、钱瑛、刘少文、张承宗等。1946年4月，冯文彬由延安来上海，在这住了约三个月。他走后不久，钱瑛从中共南京办事处调上海工作，组织上派方行按约定的暗号把她接到这里住了约一个月左右。

    一次户口检查

    1947年夏，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要进行全市户口大检查，规定在轮到检查时，居民必须在家守候，并以照片核对。

    这个针对中共地下组织的计划,无疑对永乐邨的公寓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和张承宗在永乐邨开会研究如何应对，最后商定，还是暂时转移去杭州以保安全。于是，他们假托有几位上海资本家要去杭州名刹做佛事，请佛教界著名居士赵朴初备函，介绍方行陪同前往杭州拜访净慈寺方丈面洽此事。

    然后，刘、张、方一行五人分头到达杭州净慈寺。方丈得知五位是来做佛事的，分外热忱殷勤，并安排他们住在非常幽静的深院独立小居内，每餐都可品尝该寺著名的素菜。他们与方丈洽妥佛事事宜后，说还要在这里小住游览几天后再回去。当时天气炎热，他们以白天不宜外出，要到晚间才能出去游湖赏月为由，刘和张等四人白天都留在室内佯作打牌消遣，实为开会议事。方行则带着6岁的张纪生(张执一的长女)在院子里玩耍观察动静。他们一行人在寺内住了约一个星期，直到得到王辛南从上海送去的信，知道上海的全市户口大检查已经过去，才分头返沪。

    一张手书便条

    1948年的冬天,方行与张执一全家同去香港,与已在那里的刘晓和钱瑛会合。1949年元月底，王辛南也去了香港。

    不久之后，组织上安排方行、王辛南夫妇回上海工作，他们和张家因此又都回到永乐邨和自己的孩子团聚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方家和张家都先后搬离了永乐邨公寓，方虹的舅舅小住了一段时间。1950年，刘长胜指示，将公寓移交给上海总工会。当时刘长胜在半页纸上给方行写了一个便条，内容如下：

    “方行同志，请你写一介绍信给你的亲戚（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一座房子）言明由上海总工会丁盛雅同志去接洽。请将此介绍信直接交王玉昆同志。此致敬礼刘长胜”。

    1981年左右，张执一从北京来上海,让方行、王辛南的女儿方虹陪着，老人特意到永乐邨去看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方虹在回忆时感慨：“现在,永乐邨的弄堂已经消失，弄口的水果摊、菜场和南货店也在江苏路拓宽工程中成为记忆，所幸的是这座挤压在一群高楼大厦之间矮小的21号小楼被保存了下来。”曾经出入于此的人大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能够回忆起它原貌的人越来越少，方虹捐赠了屋内原有物品，她希望留下一段历史，让更多的人知道以前发生的故事。

    （《新民晚报》5.19 家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