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我为什么抛开“西天取经”的信念

    中国知识分子素来以天下为己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天朝上国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一个受到列强欺凌的国家，自此，知识分子开始追求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努力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也曾认为西方的“经”拿到中国就可以改造中国

    过去，我跟很多与我同时代以及前几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一定有它的道理，把那些道理学会了以后，就可以贡献于国强民富，正因如此，有了“西天取经”的想法。

    在北大拿到硕士学位以后，有机会到当时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殿堂的芝加哥大学去学习，去时我还特地带了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拓片悬挂在寝室里以自勉。

    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觉得收获很大，因为学到的理论在逻辑上非常严谨，因果关系非常清晰。而且用那些因果逻辑来看中国出现的问题可以解释得非常清楚。

    事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冲击

    1987年回国时我信心满满，认为已经学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用这些理论可以“指点江山”。但1988年我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当年中国出现了18.5%的通货膨胀，这是中国从1949年以来最高的一次通货膨胀。18.5%的高通货膨胀怎么来应对呢？我根据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最新的”“最先进”的理论认为应该提高利率，这样投资的成本增加，投资的意愿就会减少。把利率提高了以后，储蓄的意愿会增加，当前消费的意愿也会减少。投资和消费都减少，总需求就会减少，通货膨胀率就会降下来。理论上这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中国政府当时没有提高名义利率，采取的是靠行政手段治理整顿，用砍投资、砍项目的方式来减少投资需求。导致的结果就像理论预期的那样，出现了很多半拉子工程。从这种理论来分析，当时中国政府是很不理性的。

    可是我又一想，从1978年到1987年连续九年，中国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9%。连续九年的高速增长，对一个转型中国家来讲应该是前所未有的。政府的决策者一定是很理性的，如果不理性，那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只能一年高增长、两年高增长，不可能连续九年高增长。

    如果政府是理性的，为什么要用行政干预的方式，而不靠市场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后来仔细了解以后才明白，原因在于当时有很多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效率非常低，而且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在资本很密集的行业里，资本密集的行业最重要的投资成本跟经营成本是资金的价格，如果把利率提高，那么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就会有严重的亏损。如果大型国有企业有严重的亏损，政府怎么办？就只好给予财政补贴。可是如果给财政补贴的话，财政赤字就会增加，就要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的赤字。货币增发以后不是又要通货膨胀了吗？

    要根据本国情况提出新的理论

    就在1988年的通货膨胀研究中，我开始去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国有企业，为什么那些国有企业很大型、又是资本密集的。后来了解到根据就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洋务运动开始，到孙中山，到毛泽东他们那一代人，一直到我们这一代人，都认为要让中国富强起来，就要有先进的生产力，也就是要有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这些先进的产业资本很密集，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社会，资本很短缺。在资本非常短缺的经济中，去建立资本很密集的现代化大产业，这是违反比较优势的，其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就没有自生能力。既然没有自生能力又想把它建立起来，就需要靠一系列政府的保护补贴。

    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中国政府能够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来推进改革。我在美国读书以及读书回来以后，看到整个学界的看法是计划经济效率很低，所以要向市场经济过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就应该按照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以休克疗法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

    从那种理论来讲，中国推行的渐进双轨的改革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事实上却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而当时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去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普遍遭遇到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那种理论不能指导我们比较好地转型。

    理论是不是适用，决定于理论的前提和条件，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必然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制度等作为前提。这些前提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因此，把那些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用必然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希望理论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或者工具，就应该自己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了解其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论。

    (北京日报客户端 5.2 林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