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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而立之年，我们为之奋斗十余年的新中国诞生了。从参与成立建设，到见证祖国成长强大，风风雨雨70年。如今，我已经100岁了，唯愿我们的祖国明天更美好，我们的人民文明、健康、幸福。”说此话时，周令钊与朋友们的画展正在北京展出。这个画展是庆生，是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更是一位百岁老人献给祖国70周年华诞的生日贺礼。
周令钊是谁
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戴八角帽的主席画像，国徽、共青团旗、少先队星星火炬，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甚至人民大会堂的“满天星”穹顶等等，都是他亲自绘画或参与设计的。而这，只是他众多作品的“冰山一角”。人民解放军“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大型历史油画《五四运动》、大型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油画《韶山》，记录反映新中国不同时代气息的招贴画、邮票、徽章，以及一些现在还随处可见的已深入百姓生活的各种标识……
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这样评价周令钊，“他用崭新的视觉形象‘设计’了崭新的国家形象，使国家意志视觉化，反映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风貌。”
“山那边的好地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两天，周令钊出生于湖南平江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大家庭。母亲郑家一毕业于长沙周南女校师范班，是徐特立的学生、杨开慧的同学，画水彩、绣样，并喜作诗。受母亲影响，周令钊从小就喜欢画画。13岁进入长沙华中美专，期间参与国货公司广告设计，贴补家用。后从湖北武昌艺专毕业，又在上海华东美术印刷传习所学习修版、制版等，专科学习和大量的社会实践为年轻的周令钊在实用美术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8年，在同学带领下，周令钊进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当时，郭沫若、田汉、冼星海等都曾在此供职。那年9月，周令钊参与了全国首幅巨型抗战作品黄鹤楼壁画《全民抗战》。
也是在那时，美术科隔三差五便会“少了几个人”，周令钊一打听，说去了“山那边的好地方”。他心里清楚，那是一个无数知识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一天，当听说冼星海也要“去北边”时，周令钊坐不住了，请求他带上自己。冼星海告诉周令钊，“去找田汉批‘路条’，到‘八办’换‘通行证’，才能买票。”那个夜晚，周令钊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没有找到田汉。这个“遗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周令钊在创作第二套人民币时，跟随印钞厂去延安宝塔山采集设计素材时才得以释怀。
设计国家形象
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年轻的周令钊参与了不少重要的“国家形象设计”。1950年，周令钊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小组成员和张仃、张光宇，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小组共同完成了国家形象中最重要的徽标——国徽的设计工作。“国徽的设计是一个集体创作。”周令钊说，自己当时提出“将一颗星改为五颗星，与国旗一致”的建议被采纳。“五颗星给天安门赋予了新含义。天安门是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是新中国国家标志性建筑，又曾是旧时代皇城的建筑，在天安门上空升起新中国国旗的五颗星，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新中国国徽中的最基本的图形组合。”女儿周容说父亲不止一次跟她交流过国徽上五星设计的深层意义。
一次，当听说韩美林在清华美院给学生做讲座谈到“满天星”创意时，周容才知道，人民大会堂穹顶灯光“满天星”的设计构思竟也是出自父亲。韩美林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这段历史。
那是1958年，北京十大建筑正在紧张建设当中。当时正在民族文化宫建设工地参与美术设计工作的周令钊接到通知，让迅速到中南海参加重要会议。受制于当时交通条件，参会人员迟迟没有到齐。等待中，按时抵达的周令钊便主动向周总理询问，得知原来是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穹顶吊灯设计安装遇到了难题。
之前在政协礼堂施工中，吊灯因承重问题坠落，造成几十个座椅损坏。而号称“万人大礼堂”的人民大会堂主会场，高度和纵深都比政协礼堂大得多，“按照比例，建筑承重怎么解决？”周总理说。
周令钊有个习惯，随时随地笔不离手画速写。听了总理介绍，他说，“这个容易，满天星，满天星嘛……”随手用铅笔在稿纸上画出了众星环绕“五角星”的“满天星”设计草图。周总理接过草图，连说，“好!就是它了!告诉大家别来了，散会!”
韩美林在文章中写道，“按照周先生的方法，不但突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的理念，而且在建筑结构上易于实现，美观简洁、突出主题，令人拍案叫绝。
除了众多的实用美术设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周令钊创作的大型历史油画《五四运动》，主笔设计的大型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和展览；他的油画作品《韶山》收藏于全国政协礼堂。
曾经一幅或几幅作品名扬天下的大家比比皆是，如雷贯耳，然而周令钊却始终选择默默无声。“他就是那么朴实、厚道、谦和的人。我以为，一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一定是位老实人。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不图名、不图利、不取巧，脚踏实地，辛勤耕耘，一生信奉艺术为人民服务。”黄永玉如此评价老朋友。
（《新华每日电讯》5.6 强晓玲 魏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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