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已历百年,研究新诗的谢冕已有87高龄。新作《中国新诗史略》逾40万字,从起笔到付印,前后将近20年。他的笔端泌出热情与冷峻、敬仰与体谅、喜悦与哀伤的脉脉细流,淌过新诗来时路。这一路,有披荆斩棘、雷霆万钧,有一地鸡毛、万马齐喑,有光风霁月、春暖花开。谢冕曾言“落笔不敢妄言”,“研究新诗只不过是我的职业,我的爱好;我更看重的是我的生命如何安排,人生如何选择”。
幼年的谢冕,因敌机轰炸而举家逃难,因逃难而频繁转学,因父亲失业交不起学费而一度失学捡稻穗,因没有粮食而不知道下顿饭在哪里……生活如此无望,母亲却从容迎接着每一个黎明:晨起细细梳妆,在发髻上边插一束鲜花。
这束鲜花让谢冕从黑暗中看到一缕亮色。同时,冰心的《寄小读者》让他惊叹,“童稚的心灵中,宛若吹进了一阵清婉的风。”“文学竟有这般奇能,它揭示和再现世间万物的奥秘,它昭告人们,世界有着难以曲尽的美丽与丰富。”
冰心先生带给谢冕的精神慰藉,贯穿生命始终。每当冰心看到谢冕文章中流露出悲观情绪,她就要指出来:“这不好……”谢冕对这位挚友和良师倾吐着感恩之情:“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路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冰心教我爱,巴金教我反抗。”这两位文学大师为谢冕的童年铸魂。战乱和动荡,饿殍和伤残,流离和贫穷,带给他早熟的忧患,他在黑夜呼唤黎明。
1949年暑假,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福州。枪声稀疏后,大街两旁睡满了长途行军作战而疲惫不堪的战士。“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啊!他们是胜利者,他们有理由享受他们以鲜血和汗水换来的一切,但他们就这样直接躺在夏季的阳光照射的大街上。”这一严格自律而秋毫无犯的义师形象让谢冕激动不已。他们解放了他,他要加入他们的队伍,去解放更多像他一样受难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
1949年8月29日,17岁的谢冕穿上军装。从文化教员、土改队员、军报记者、海岛驻防战士……直至1955年4月,奉命复员回到福州后,他选择报考北大。“我就知道北大好。我进了北大才知道,它竟然有这样好!”谢冕爱这未名湖,“我们认定了这湖,再多的美景也抵不过它。”从初春直到深秋,从弱冠直到耄耋,从相许直到相守,“北大是我精神的故乡”。
上世纪90年代,“下海”“出国”颇为时髦,物质的丰裕与精神的匮乏构成了巨大落差,诗似乎正离我们远去。谢冕在文章中发出警醒:“它不再关心这土地和土地上面的故事,它们用似是而非的深奥掩饰浅薄和贫乏。当严肃和诚实变成遥远的事实的时候,人们对这些诗冷淡便是自然而然的。”“诗人沉湎于个人的‘内心’,似乎有什么禅机或哲理,其实多半是迷狂的自恋。”“这一切的背后,是对诗的思想含量和精神价值的轻忽。”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大地震。《生死不离》和《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迅速流传,“生死不离/我数秒等你消息/相信生命不息……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血脉能创造奇迹/你一丝希望是我全部的动力”“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妈妈怕你,碰了头/快,抓紧妈妈的手/让妈妈陪你走。”
一个诗人既要坚持一种写作的难度,不向所谓的时尚和风气妥协,但在另一方面,又要保持一种对历史、人生和灵魂问题的关怀。谢冕说:“伟大诗人都不会陶醉于自我抚摩而远离人间的大悲哀、大欢乐。对于诗人而言,为自己所处的时代、为自己所热爱的国家乃至为人类的命运而书写和吟咏从来都理所应当。”
(《文汇报》4.21 江胜信)
(本版图片均为郭红松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