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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姚秀贞，1886年出生在广东省番禺县的一个比较富裕的商人家庭。她喜欢医学，考入了广州夏葛医学院。这个学校的前身是广东女医学堂，是由外国基督教会主办的，招收年满18岁未婚的女子入学，学制四年，重点培养女子妇产科专业新型的医生。
詹天佑的建议和帮助
我母亲1908年学成毕业。毕业后，在她父母的催促下，与在香港英国皇仁学院铁路专业毕业的叶梯云结婚。婚后母亲本准备在当地找一份工作，以此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她的表兄詹天佑，由于开发京张铁路，而决定把他们夫妇带到北京。詹天佑安排我父亲在京汉铁路上工作，同时建议我母亲开设一间女医院，并提议以我母亲的名字命名为“秀贞女医院”，还请当时的交通部总长、书法家叶恭绰为“秀贞女医院”题名。
詹天佑帮助母亲建院，从医院选址到内部陈设，都一一筹办。医院建在西单与西四的中间地段，即西单北大街141号，一个临街的二层小楼，它往南经甘石桥就是西单商场，往北一站就是西四商业街，对面是粉子胡同，斜对面是丰盛胡同，是离繁华区不远，又相对比较安静的地段，这里交通方便，便于患者就医。
开始时，秀贞女医院是一个小型医院，以门诊和出诊为主，设有候诊室和诊室，以及检查室，有个小药房，准备了一些妇产科急需的药品。以后经过数年，医院的院址才逐渐扩大，并增设五六间病房。最多时招收了五六个学员兼护士。
1909年这个小医院建成，开始对外门诊。由于那个年代妇女生产多是请接生婆，极不安全，而母亲的医院比较正规，加上詹天佑的极力推荐，不只铁路上的职工家属到医院来就医，当时的一些名流家属也来医院就诊。
黎元洪和袁世凯送的匾
医院开业后，声势逐渐扩大，医务繁忙。从我记事起，就经常看到母亲日夜忙碌，因为妇产科的工作是不分白天与晚上的，有妇女临产，就要随叫随到。
母亲的辛苦不断得到社会上多方面人士的肯定，医院开业后在医院的走廊里挂满了很多的匾，其中有当时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和袁世凯送的匾。据我哥哥、嫂子和姐姐回忆，当时袁世凯的家属和亲戚家中有孕妇和需要从事妇科治疗的妇女，也都前来找我母亲，并说“找到叶大夫，就放心了”。我大嫂和我大姐都是医科学校毕业的，她们的专业也都是妇产科，她们经常随母亲出诊。
我的大嫂由于工作认真，接生手术做得好，经常得到医者家属的夸奖。冯玉祥女儿曾认我大嫂为干妈。我大姐也回忆当年和母亲一起出诊，还到过齐白石家里给他的家人接生。据说张学良的夫人赵四小姐，也曾在这个医院住过一段时间。
1955年我的大儿子在协和医院降生，是林巧稚医师给接生的。林巧稚医师和我母亲是很要好的朋友，她们经常在医术上互相交流。林巧稚医师曾赞扬地对我说：“你母亲是我的前辈。”
直至1949年北京解放，母亲的秀贞女医院仍然对外门诊。卫生局曾劝我母亲出去工作，也曾邀请她到公立医院做顾问，但当时她已年近七十，又患有高血压，因此便婉言谢绝了。后来她将医院作价给卫生局，售价二万三千元。
妥善安排后事
1953年母亲因年老体弱，打报告给市卫生局，申请停业，并得到批准。卫生局将医院原有职工均作了妥善安排，母亲于是放心地离开了医院，买下西单二条的一个小院居住。1956年西单地区要扩建，母亲又搬迁到海淀区羊坊店，购买了一个大的院落，和我五哥、五嫂、四姐、姐夫等住在一起，安享她的晚年。
不料，1957年母亲被确诊为直肠癌。母亲得知后非常镇静，我们去看望她时，见她精神愉快，毫无对癌症的恐惧。后来我们才知道，并且看到了母亲在病被确诊以后对自己的后事做了细致的安排，她将自己的多年积蓄分割成十余份，每个子女的名下各有一张定期存款单（其中还包括我父亲的），她把自己可能要花费的医疗费、丧葬费等等一一留足，还有自己积攒的首饰如何分配等等均作了安排。在遗嘱中她还特别写明，将她经常佩戴的两枚翡翠戒指留给我（我至今还保存这两枚戒指，视为传家之宝，分送给我的子女）。在那个时代，能如此妥善安排自己后事的，应当说还是非常难得和少有的。
1957年10月，母亲住进了协和医院。由于母亲是当时医学界的长者，为切除病灶，特请著名的外科医师主刀。但两次手术均未挽回她的生命，母亲于10月10日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并忠贞于自己的事业，为此奋斗了五十个春秋。她为自己的儿女，也为千万个新生儿的诞生付出了心血。
（《北京青年报》5.7 叶淑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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