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的两个鲜明特点

    梁启超曾讲，“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然而自从近代以来，世变之巨，前所未有，“旧法”无以“治近世”，国人为救亡图存而急于觅水救火，“西学”便以无可抵御之势涌来，当国人在向西语世界学习的同时，却将中国传统当中的一些优秀成分给丢弃了。比如，传统史学当中注重叙事、讲求义理、重视实证的优良做法迄今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相反，那些热衷于追随、模仿西方范式的现象在史学研究领域屡见不鲜。

    与其人云亦云、邯郸学步，不如回到先人智慧、中国文化的脉延中来汲取营养。史学是一门行走在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学问，所谓“艺术”即是指它的人文性，也就是说史学要讲究以人为本的叙事。而且，在叙事中要追求美，像艺术那样。所谓“科学性”即是指这门学问还要求真，体现在史料的真实可靠以及解读史料的合理度上，而这两个特点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有着非常鲜明的体现。

    那些发生在历史上的事，如同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事一样非常丰富多彩，一种理论显然不可能做到恰如其分地概括。因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事实中提炼出来的，它“涵盖面越广、抽象性越强，丢失的事实信息量就越多”。相比哲学的求善、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其能极尽所能地描摹那些曾经的现实，读者通过感受史家所描摹的各种历史场景，从而激发出一种驰骋的想象力，进而留下自我思维张扬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史学研究实际上是把客观的历史存在内化为主观的历史认识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从客观到主观又是一个次第渐进生发的过程。

    然而，对于发生在无限时间线条上和广袤空间范围内的历史客观存在来说，作为追述者的我们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点，不可能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所有具体的历史现场，海登·怀特说，“按目前的理解，历史是一种事件，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极准确地反映了追述者在与生俱来的局限下的一种努力。正是因为追述者很难一下搞清楚“历史究竟是什么”，所以才试图按照提出一个个问题、尝试解答一个个问题的思路来走进历史本身。然而，这种“问题意识”的产生又常常出自追述者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观感和体验，因而又不免沾染上对现实社会的某种关怀。不得不说，对于史学研究而言，这又存在着误入歧途的潜在危险，“史学从来不可能给解决现代问题提供什么对策”。就此而言，或许人们常说的“以史为鉴”并非是指历史研究为现实提供了多么具体的良策，而是人们在读完历史之后获得的一种自我认知改善。

    可以说，一种在没有实事求是地呈现历史复杂性的前提下所预设的解释历史的模式，并以此模式为基础所建构出来的另一种复杂性，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就史学研究而言，通过对事件的叙述，让隐藏在事件背后的前因后果及其意义浮现出来，方可算是向深层次的关怀迈进了一步，这种努力依赖于历史事实并非理想建构。

    （京报网 4.22 陈来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