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文物价值在人的行动中产生

    周孟圆、杜晓帆在2019年第1期《故宫博物院院刊》上说，西方社会的早期文物保护理念起始于“固有内在价值”的认知。但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西方学者便开始打破欧洲早期文物修复保护的观点，掀起了一场关于文物价值辨析的新思潮。在这场新思潮中，学者反思了自19世纪以来的传统价值观，提出文物的价值不是内在固有的，而是由人类在社会活动中赋予和构建起来的新观点。这样的价值新认知，给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带来了全新的社会文化视角，也开始逐步改变着文物修复保护实践中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寻找永恒不变的文物价值已然不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目标，因为文物的价值诞生于行动中，存在于考古、研究和修复保护的过程实践里，在不断累积的经验之中。

    清中后期的礼、理之辨

    禹菲、姜广辉在2019年第3期《河北学刊》上说，从清初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学术思想逐渐由推崇程朱理学转变为推崇汉代经学，进而推崇上古礼学。凌廷堪的礼学思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凌氏试图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文明，提出“舍礼无学”“舍礼无教”“舍礼无道”的主张，乃是一种狭隘的“唯礼主义”。他以《论语》有“礼”字而无“理”字为由，排斥对“理”概念的援引和使用，这对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提高是不利的。晚清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批评他“矫枉过正”是正确的，但他们又提出“穷理者，即治礼之学”，亦欠周延。学术性强而思想性差，这或许是清代多数学者无法解脱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