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于时代的先生

    70年前的那个10月，开国大典上的礼炮声响彻云霄，牵动着远在海外的王承书的心；54年前的那个10月，新疆罗布泊上空的蘑菇云震动世界，而千里之外的北京，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王承书日子一如往常，没有因此家喻户晓。她为了国家选择隐姓埋名30年，死后依旧少有人提起。“她在乎这个吗？她最不在乎这个了，但我在乎。”段存华曾以很多受人关注的身份面对媒体，比如中共元老段君毅的女儿，比如原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而这一次，她是王承书的学生。

    我和王承书先生前后脚进了北京原子能研究所——1957年，我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这；她是从美国回国后，1958年从近代物理研究所调过来。最开始，我在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她在热核聚变研究室。

    在我们大院里，王先生很引人注目，她个子很高，冬天也穿着裙子，手上戴双皮手套，一看就是有气质的大知识分子。我早就知道她，但真正相识是在1961年。那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专家，资料全搬走了，搬不动的机器扔在那里，没人会用。国家决定派一批中国专家前来支援，王先生就被调到我们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

    我们那儿负责研究原子弹的原料铀，原子弹爆炸就是用铀-235产生原子裂变而来。浓缩铀-235是一项极其艰深的技术，当时只有美国、苏联和英国掌握。我们有苏联没搬走的设备，却不知道设备运行的原理，更不清楚遇到问题该怎么解决，脑子里一片空白。

    调来的专家里，有人负责搞化工、有人负责关键部件，而王先生负责把理论搞清楚。其实王先生一开始也搞不懂。她在国外研究的是大气中的稀薄气体，和原子弹、铀同位素分离都不搭界。时任第二机工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了她，问她愿不愿意为国家改行，“请你考虑考虑”。王先生当场就说：“不用考虑，我愿意服从安排。”

    王先生答应得爽快，却也清楚这个决定背后的难处。她后来曾对人说：“年近半百，转行搞一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一想，当时谁干都不容易，何况我在回国之前就已暗下决心，一定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改行二字，说起来简单，但只有我们明白背后破釜沉舟、不计名利的决心。

    当时，理论组只有我和几名北大的同学，总共三四个年轻人。王先生一到，先从我们手里借走了“三本经”，也就是我们跟着苏联专家学习时抄录的3本讲义。我们听是听了，抄是抄了，其实一点儿没懂。王先生拿着“三本经”，关在屋子里废寝忘食地看。等她看懂了，再给我们办学习班。

    除了教我们，王先生还用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做了大量的计算工作，算出设备的稳定态。别人算的时候左手敲键，右手列算式，她因为力气小，左手敲不动键，只能用右手中指压在食指上，一下一下敲键，然后再拿起笔，记下结果。后来，几千台设备取出的铀-235还是有杂质，我们才知道几千台设备之外的另外几百台设备是作进一步净化用的。这几百台设备要怎么级联、怎么使用？谁都不知道。这时候又是王先生起了作用，算出了要怎么用才能分开杂质。因为理论很难懂，所以总有人问，王承书到底做了什么贡献？在我心里，这就是王先生最大的贡献。

    当时铀浓缩工厂建在兰州，但为了方便研究，我们在北京搞了个模拟的小厂，先在小厂这边实验成功了，再应用到兰州的大厂去。有一次，大厂的设备突然取不出铀-235了，我和另一名同事被派去看看。到了那里，我要来了浓度曲线，一看已经破坏了平衡，就让他们停止取料，等形成新的平衡后再取，果然很快就好了。于是有人说，你们学理论的还有点用嘛。我们听得又好气又好笑，我们看的不只是几条线和数字，而是它反应的原理。回到北京，我对王先生说：“多亏了您，教会了我们，我们可给您长脸了。”

    没有她的贡献，我们至今还是瞎子。

    在美国时，王先生与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共同提出了一个震动学界的观点，即以两人名字命名的“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有人说，王先生如果留在美国，拿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

    我问过王先生，当年为什么回国。王先生答得简单，只说想回来做贡献。为了搞科研，她常年住在宿舍，顾不上丈夫、幼子；为了带队伍，直到80岁高龄还拿着放大镜一篇篇看学生论文；为了保密，她从国内、国际的物理学术殿堂销声匿迹，再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连给学生的著作审校也不愿署名。

    1961年，王先生入了党。她从280多元的工资里拿出200元交党费，剩下80多元还要拿出去资助学术活动和生活困难人员。党委劝她：“王先生，你还得生活呀。”王先生摇摇头：“我既然入了党，就要给党做贡献。我用不了这么多钱，国家不用给我那么多钱。”

    王承书先生这一生，一直在付出、在给予。如果说她最后还留下了什么，我就读一读她的遗书吧——

    虚度80春秋，回国已36年，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回国前的初衷，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死是客观规律，至于什么时候我却是未知数，“笨鸟先飞”，留下自己的几点希望。

    1.不要任何形式的丧事；2.遗体不必火化，捐赠给医学研究或教学单位，希望充分利用可用的部分；3.个人科技书籍及资料全部送给三院；4.存款、国库券及现金等，除留8000元给未婚的大姐王承诗补贴生活外，零存整取的作为最后一次党费，其余全捐给“希望工程”；5.家中一切物件，包括我的衣物全由郭旃（即王承书儿媳）处理。

    1994年6月18日，王承书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生前身后干干净净。

    （《环球人物》总第382期 段存华/口述 郑心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