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做学问需要避免什么、注意什么，这里讲三个关系。

　　第一个关系，分业与综合。

　　所谓的分业，是王国维先生在《教育小言》里说到的。他认为，今天是一个分业的时代。以前，我们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们的知识是包罗万象的；随着学问的进展，大家分得越来越细了，搞古典学的不懂时学，搞文学的不得史学、哲学。但近现代以来，不少大师其实都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

　　王国维的上述判断，对分业其实没有任何贬义。他自己显然也是关注广泛、善于综合的大家。事实上，在分业的时代，学人尤其要有综合的视野。

　　由此，我们要处理好这对关系。一方面，要做一个专门家，在分业的时代把自己的专业做好；另一方面，始终要有一个综合的视野，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不再单纯、不再有严格的学科边界，而是与周围相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研究中国当下的问题更是如此。

　　第二个关系，问道与问学。

　　学无止境。当我们把知识边际扩大的时候，外延面的未知也就更多，纷纭交杂的问题向我们涌来，让我们总觉得追不上。所以，问学是一个终生的过程。这个世界的问题是处理不完的，但当你想处理或必须处理时，你就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命令作支柱。这个支柱就是问道。

　　一个人问学的目的是什么？弄清楚每一个问题，是学人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兴趣所在。那么，弄清楚这些问题是为了什么？这一点上必须指出，中国的一切学问都要从它的起因上说起。中国人问学的目的从来是为了问道，不仅从起因到动力是如此，而且最终的目标也是为了问道。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专注一隅而不及其余或者说不关心更广大问题的“书呆子”。

　　第三个关系，知道和知识。

　　这个世界，追求知识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知道分子，一种是知识分子。知道分子认为，自己对研究的东西都能通晓，甚至无所不知。知识分子则不同，他对所知道的东西不止于通晓，而且会解构、会批判，会向这个对象投去自己的光束，使之产生新的东西。所以，千万不要以做一个知道分子为满足，而应以做好一个知识分子为追求。

　　知道分子经常在书斋求知，把知识弄得很精细。这自然是好的，许多时候还很有必要。但是，知识分子还将启蒙的担当视为自己的天职。“启蒙”就是必须时刻不忘自己对社会是有责任的。在我看来，学到的知识一定要回馈社会、服务大众，要保证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能得到导正。

　　（《解放日报》4.23 汪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