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幕外的乡村“电影人”

    郑峰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的一名放映员，虽然十多年来放映过的数万场电影里，没有一场电影的字幕出现郑峰的名字，但他总把“我们电影人”挂在嘴边。

    郑峰说，他是“泡在电影里长大的”，这一泡就是40年。

    20世纪80年代，因为母亲在牡丹江新华影剧院当服务员，家就挨着电影院，郑峰一有空就去看电影，从此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痴迷看电影，最喜欢八一电影制片厂片头闪闪发光的红五星。”郑峰说，“那时候我觉得电影放映员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1988年，郑峰毕业后如愿被分配到新华影剧院，成为最后一名进入这个影院的放映员。郑峰的第一课从擦机器开始，清理齿轮油污、检片、挂片、换片，老放映员贾成竹手把手地教他。“当年还是胶片机，每场电影配备两名放映员，一人负责看护机器，10分钟就要更换影片；一人负责检查传片员送到的影片胶卷是否有划伤、挑伤。”郑峰说，“我这才知道，放映是个细功夫，换片没切好就黑屏，胶卷有划伤画面就出现雪花噪点。”

    那是郑峰最意气风发的时候。那个年代，由于娱乐活动少，电影大受追捧，电影票2毛钱一张，1500多个座位的影厅场场满员，有时甚至一票难求。可谁也没想到，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把电影产业连同郑峰一起抛上巅峰，又摔落谷底。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电视机的普及，电影技术逐渐落后，影片产量少，致使院线观众大量流失，影院接连倒闭。新华影剧院艰难维持，有时一场就两名观众，影院的职工纷纷转行。

    “影院一个月只能开出四五百元的工资，为了挣钱，我出过夜市，摆过地摊，收入比放映高多了，有时一天的收入就顶半个月工资。但只要单位有放映工作，我一定早收摊回单位放映电影。”

    2006年，郑峰来到北京，在当影城经理的朋友带领下参观影院放映室，第一次看到了进口数字电影放映机，让他震撼不已。“以前电影胶片非常笨重，放映每场胶片都有划伤，数字电影不用胶片，放映第一场和放映一万场效果一样清晰，一名放映员可以同时放映多部电影。”

    2007年，距离郑峰在北京第一次看到数字电影不到一年，牡丹江市就被确定为黑龙江省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试点市。郑峰被聘为电影放映队队长、技术总监。

    虽然挂着“技术总监”的头衔，郑峰却不允许自己坐在办公室里，坚持下乡放映、指导。“每到一个村子，老百姓听说放电影，都帮我抬机器、架银幕。许多农村孩子都没看过电影，围着我问这问那，放完一部还要求再放一部，演完还帮我收拾机器，问我什么时候再来，拉着我上他们家吃饭。农村老百姓是多么需要电影呀！”

    为了方便观众观影，每次放映，由放映队准备30个小凳子，让观众随来随坐；为了满足观众的多样化需求，郑峰要求放映队多带影片，每次携带20部电影，让观众自己选择喜爱的电影观看；为了服务农村群众生产生活，放映队将大量疾病预防、安全防火、科学种植、养殖的技术影片送到农村，助力精准扶贫。12年来，他带队放映电影10万多场，观影人次达一千多万。

    （《光明日报》4.16 安胜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