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革命家如何搞调查研究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鉴往而知来，温故而知新。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调查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凡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

    在我们党内，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作用和意义认识最早最深刻。他认为，凡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都坚持进行亲身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花了10多天时间做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就是这次调查的成果之一。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著名论断，并深刻阐释了调查研究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亲身调查研究。

    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是如此。年事已高的朱德，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1976年去世，每年都要拿出两到三个月或者更多的时间，深入厂矿、农村考察。视察回来后，他常常不顾旅途劳顿，亲自主持起草调查报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1951年到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调研报告，其中98份报告是他亲自主持起草的。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坚持亲身到实践中去调查了解清楚情况，然后再下结论、作决断。经济特区创办后备受争议，邓小平说：我要来看一看。1984年初，他先来到深圳，深入商业区、工厂、蛇口工业区、渔民村等了解情况。离开深圳后，他写下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随后，再经过对珠海和厦门经济特区的调研，他明确提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以自己亲自调研的所见所闻和深入思考，作出给予经济特区充分肯定的结论，推动进一步搞好经济特区，扩大对外开放。

    要眼睛向下，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毛泽东对不做调查、不同群众商量作决策深恶痛绝，他称这样关在房子里作决策是“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他说，我们搞调查研究，如果“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甘当小学生，是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的切身体会。1941年3月，他在《农村调查》序言中回顾之前的几次调查研究，说自己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在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

    对于拜人民为师的重要性，刘少奇也深有体会。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他到湖南省宁乡县和长沙县调查研究。下去前，他就对中南局和湖南省委负责人说，要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刘少奇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摘下青呢帽，露出满头银发，诚恳地说：“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这让在场的干部群众十分感动，开始真实地反映情况。

    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

    刘少奇特别强调做调查研究要有明确的目的。他说：为什么要做调查研究呢？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那末，首先脑子里面要有问题才能调查。你脑子里面连一个问题也没有，就去搞调查，那就会搞得没有个边。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对国民经济作出调整，成为紧迫任务。为此，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调查研究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了解清楚实际情况，找到应对严峻形势的办法，毛泽东为此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都纷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花了大量时间，深入工厂农村搞调研。由于目的明确，调研充分，情况摸得准，我们党及时调整了政策措施，为解决严重的经济困难，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设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过程中，邓小平也是带着问题不断进行实地调研。比如，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翻两番”靠不靠得住？“小康水平”是什么样子？带着这样的思考，邓小平1983年2月专程前往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浙沪地区，进行了3个星期的调查研究。在苏州，江苏省负责同志向他详细汇报了全省及苏州工农业生产情况，表示像苏州这样的地方，准备提前5年实现“翻两番”。回到北京后，他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介绍这次调查的情况，高兴地说：“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

    调查研究要系统全面，多注意听反面的意见

    在延安整风中，为了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解决文艺方针问题，毛泽东约请萧军、欧阳山、舒群、艾青、刘白羽、丁玲等著名作家个别谈话，有的谈了多次。他还请他们帮助搜集文艺界的情况，包括搜集各种不同意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参加座谈会，虚心听取每位文艺家的发言，坦诚地和大家交换意见，才形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纲领性文献。

    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做得也非常出色。在三峡及葛洲坝工程决策中，存在“两派之争”。周恩来说过，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争论只要不妨碍工作，有利于工作，就应当提倡、鼓励；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意见。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谈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他多次强调，敢提意见就好，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每次开工程研讨会，周恩来都让工作人员通知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参加，在会上还特意请他谈看法，会后又让他把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附在报告后面一并送毛泽东参阅。

    陈云也非常重视听取不同意见。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陈云即使有了自己的意见，也往往不急于表达，而是引导下级和群众先讲出各自的意见，特别是有意识地引导他们来反驳、批评自己脑子里头已经形成的意见。

    （《求是》2019年第7期 姜淑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