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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福今年24岁，从16岁开始他就一直在寻找，一是找到亲生父母，二是找到他自己。
他是一个丢失的孩子。幼时王永福被人从家乡拐走，后来四处流浪，变成了“黑户”。这意味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3.39亿的户籍人口中，王永福并不存在。
王永福不是孤独的个体。国内一家公益寻亲组织负责收集寻亲资料的志愿者刘恋（化名）统计，2017年该公益组织有160个寻亲人登记没有户口，2018年又增加了82个。“像王永福一样的寻亲者，70%以上都是因为被拐卖，之后又因为种种原因被遗弃而选择流浪，最终导致没有户口。”刘恋说。
尽管这些人“失去自己”的方式不尽相同，但面临的轨迹却完全一样——他们是“黑户”，没法上学，没法打工，没法买火车票，没法去银行存钱，没法办电话卡，没法去网吧上网，甚至不能合法结婚。
一纸户籍将他们屏蔽于时代之外。
丢失的孩子
土屋，晒坝，一簇竹林，蜿蜒的小路，起伏的坟包，还有收藏各种石头的邻居村长。这是王永福关于家最后的记忆。
弄丢自己的那天，王永福记忆犹新。当时他大约8岁，因为淘气，酗酒的父亲拿着棍子撵他，奶奶护着，让他出门躲一躲，他爬上一趟公交车，被拉到了县城。
他隐约记得县城名叫达县（今达州），他在游乐场待了一整天，夜里蜷在火车站邮局睡觉。第二天，一个带着几个小孩的大人叫醒他问，你怎么在这儿睡觉，你家大人呢。“没大人，我自己跑出来的。”王永福对那人说。
那人领着王永福吃了饭，让他跟那几个小孩学，“你看他们做啥，你就做啥。”
有时尚女子经过，几个孩子蹦起来拽女人的耳环，或者项链，还有包，王永福也学着，刚跳起来，就被警察抓住了。因为年龄太小，他很快被放了出来。
那人在派出所门口等他，把他带回家，还买了新衣服，翌日吃完早饭，忽然意识模糊，昏睡过去。等醒过来时，他人已在深圳。
王永福回忆，在深圳，他和十几个孩子被锁在一栋两层楼房里。白天，两个男人带一个孩子出门，男人走左右，孩子夹中间，跟在行人后，偷偷拉开他们的背包。教着学了一天，第二天，男人让王永福上手，他总是被人发现，挨一顿骂、一顿打，最终他从别人包里拿到了一部手机。
王永福说，他们被要求一天偷2000元的东西，完不成的小孩会被皮带抽，扇巴掌，架蚊香的铁片烧红，在双手上烙。至今，王永福双手上的两块伤疤仍然清晰可见，像吸进手里的水蛭。
今年大约40岁的杨海军也是在公益组织平台上登记的寻亲者。他比王永福在年龄上大很多，两人却有着相同的遭遇。
杨海军还记得，大约四五岁的时候他因为迷路，被一男一女带到饭馆吃炒菜，有好吃的肉皮，他同样昏睡过去，醒来后人已坐在火车上，看到窗外一个山洞接一个山洞，光影明灭，他到了后来才知道是安徽蚌埠。从第三个收养家庭逃跑成功后，便开始了流浪生涯。
边缘人
王永福大约16岁的这一年，2010年8月，他从深圳的助养中心悄悄溜走，要去闯荡北京，“挣了钱，就去找爸妈。”
王永福的闯荡，其实是在北京火车站捡瓶子、卖废品，一个月能挣三四百块钱。运气好的时候，他能捡到别人没吃几口的盒饭，有肉有菜。
北京站出口的天桥下，两个男人喝啤酒，他过去捡酒瓶，一个男人对他说，以后别捡瓶子了，叫声师傅，跟着我混吧。
火车站有头戴小红帽的服务人员，专门帮乘客把行李运上站台。王永福和他的师傅也给乘客拉行李扛包，紧跟在真正的小红帽后面，一次收取10块钱扛包费，“其实是冒充的小红帽。”
为了多挣钱，王永福和师傅还开发了新业务。王永福花几十块钱买了一个假警察徽章，有迟到的乘客想加塞过安检，他带着乘客，在安检员面前亮出证件，能骗过不少安检员。只要成功，他收取票面价格40%的费用，不成功不要钱。一天下来，他能挣一两百块钱，心满意足。
和王永福一样，大部分没有户口的寻亲者，成了半流浪的边缘人。
寻家
王永福相信自己是四川人，“达县”两个字一直刻在脑海中。2018年6月12日，他到达州电视台寻求帮助，他记得爸爸叫王长更（音），妈妈叫赣秀名（音），奶奶叫倪秀英（音），“找到亲生父母就能落户啦。”他满怀期待。
达州市公安局侦查大队民警告诉电视台记者，户籍信息查询发现，王永福提供的父母信息同音不同字的太多，一时难以甄别。
“小时候我恨我爸，他经常打我，我也因为挨打才走丢的，现在恨不起来了，挨打也比流浪好。”王永福说。
他讨厌过节，看到别人家的父母带着小孩逛街，买好吃的，他心烦意乱，除夕夜的烟花一个接着一个腾空，绚烂夺目，他把火红的烟头烫在手臂上，烙出血印，一个挨着一个。
因为爱吃辣椒，吃米饭，吃腊肉，杨海军坚信自己一定是四川人。1988年，他第一次从蚌埠去四川寻亲，扒上拉煤的火车，走了比三天三夜还要久。
蚌埠山少，云高到不可捉摸。四川湿润，云脚趴在山尖上，浸湿了竹叶，起风时，竹林簌簌地响，像拖着长音的四川话。杨海军倍感亲切，好像前世来过一样。一个门前有竹林、晒坝、池塘且三面环山的地方——这是他脑海中家的样子。他见山就钻，逢人打听，家没找到，却无师自通学了一口标准的四川话。
“我就是四川人。”这让他更加坚定。此后，只要攒够几百元路费，他就从蚌埠到四川，前后跑了20多趟。
为了寻家方便，2008年夏天，他索性搬到四川定居。他带着女朋友从平顶山坐汽车到了四川江油，下车时身上只剩下2.5元。他晚上睡在火车站，白天去河滩给人装石头，一车80元，一天能装两卡车。干了仨月，他租了一栋农房，卖水果，收破烂。
希望和困境
寻亲组织志愿者刘恋发现，大部分寻亲者跟养父母的关系都不好，而双方关系破裂，成为寻亲者办户口的一个障碍。
3月6日，霸州辛章乡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落户需要养父母和村委会开具相关证明。“除了跟养父母关系不好，有些孩子是拐卖的，在买拐同罪的呼声之下，有些养父母也不愿开收养证明。”刘恋说。
“黑户”问题一度引起高层重视。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12月下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为了落实国务院的意见，2016年民政部与公安部门协作，着手解决事实收养人口落户。
霸州辛章乡策城二村村支书张名志给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村里没有宅基地、土地分给“黑户”史小军，他只能落到养父母名下，将来还涉及分家产，“能不能让他落户，需要村委村民开会商议，说白了，他没地没房，光棍一根，落到村里就是我们村的负担。”村支书说。
志愿者刘恋介绍，2017年11月，公益组织将160个没户口的寻亲者上报给公安部门，各地警方办理了90个寻亲者的户口，因各种原因还未办理的有33人，这其中包括杨海军和王永福，另有37人失联。
4月11日，公安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全国“黑户”问题整体上已基本解决，随着民间公益寻亲组织“宝贝回家”随时发现无户口者，随时上报，公安机关及时解决，“有些无户口者被拐时年龄太小，找家需要一个过程，现在也不愿落到社会福利机构，因此解决过程中还有一定的时间差。”
（《新京报》4.12 王瑞锋 刘静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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