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的一流政治学任重道远

    一流政治学科的根本标志是拥有自主性政治学理论。对政治学理论创新有直接贡献的学科分别是思想史研究、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研究，西方政治学理论仰仗于这些学科的发达。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路径是“思想史中的思想”而非“历史中的思想”，思想史研究还较难取得重大突破；作为检验理论真伪和发现新理论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还没有形成作者群；比较政治学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航向。因此，建设中国的一流政治学仍任重道远。

    中国政治学历来不乏作为政治学理论来源之一的思想史的研究者，但研究路径有待开拓，更有待提升，否则，即使对待一些简单的思想性命题，比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类的命题，也很难辨识，这是因为中国没有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作为辨识理论真相、乃至作为理论重要来源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中国政治学界少有学者触及，这就使得很多似是而非的理论和虚幻的观念得以大行其道。

    除了历史社会学的空白状态和比较政治研究的方向性问题，还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关于中国政治研究，很多人把中国政治研究变成了行政管理研究，不惜人力物力用在各类“微治理”的研究上，形成了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学化。二是关于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到理性选择主义，都是为了论证既定的命题，即自由主义民主；在中国，在历史社会学缺位和比较政治学存在方向性问题的前提下，或者说在没有共识性理论命题的前提下，热衷于量化模型的学者需要首先明白为了什么而证明。

    中国政治学理论面临如此贫困状态，为什么还会有“中国模式”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实践智慧”。即几千年积累下的政治文明支撑整个制度体系的血脉，这再次证明，在治国理政意义上，实践智慧比来自书本上的“技术知识”更重要。文明基因中的实践智慧，恰恰应该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着力之处。二是制度自主性。即中国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自主性，以至于不会被各种外生性理论轻易地迷惑和改变。论述这个制度的话语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如“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政治协商”“政治团结”等，而不是什么“竞争性选举”“党争民主”等，才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理论。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找到建设一流政治学学科的根本问题和出路，中国广大政治学人应确立起学术责任感、使命感。

    （《北京日报》4.8 杨光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