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和”走向“和合”是历史必然

    “零和”来自于博弈理论，体现了市场规则、心理规则、竞争规则在动态环境中的相对平衡点的最佳价值取向，“零和”已从西方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公理上升为具有现代性特质的思维方式：“零和”思维。该思维方式强调胜王败寇，弱肉强食，强者必霸，被一些西方理论家政治家视为天经地义的公正。但是经济行为是属人的行为，而非动物式的丛林搏斗，所以一切市场活动除了“零和”思维，还应当拥有更深意义上的人文关怀，更应符合当代人类的中国“和合”精神。

    从“零和”走向“和合”，这一范畴的辩证运动，充分体现了人类追求历史进步的法则，是人类一部从事现代竞争和交往的“市场道德经”。亚当·斯密对人性哲学的预设是同情心。市场的无情竞争必将导致两极分化，为了使富人有着足够的生存安全，不得不设置人性的怜悯或同情，以施舍和慈善的名义来救济市场由竞争而带来的贫困或弱势群体。市场需要人性哲学的预设，但更需要一种健康、高尚人性哲学的提升。因此有必要从“怜悯和同情”转向儒学范畴“良知”的分析。理性利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遵循的经济人理性行为的人性假设，它以最大化实现私利目标为宗旨，试图利用此模型来解决稀缺的资源与众多人的利己需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20世纪市场经济的非均衡、信息非对称、不确定性因素频发，理性利己教条受到了质疑。当代人的经济思维离不开哲学，经济学需要历史的分析方法、人文精神的思考，更需要应用哲学的辩证方法来解释经济学的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和动力因。而中国“义以生利”，有着三层寓意：1.义利两者不可偏废，不可以只强调一方而否定另一方，二者相辅相成。2.义利发生冲突时，应当以义导利，义在利先。3.义与利并不是两个绝对相互背离的极点，而是首尾相通的义利通变过程。全面而又充分体现融中华文化之精粹与西方文化之优长为一体的哲学境界，或可为精准把握“中国和合”出场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性提供有价值的认知图示。

    （《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张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