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年底,我被招工,进了延安汽车修理厂,当地人管它叫大修厂。
那时上面正在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全社会都在打洞,大修厂也不例外,在后山的石壁上开凿了一个大洞,号称要能开进汽车去。我进厂的时候,那洞已经打了有几十米深。
我们并没有马上分到车间学徒,而是先参加打防空洞。
打石洞基本上有三道工序,打眼儿、放炮、清渣。领导也许是看我身小力薄,或许是因为我插队时当过“先进分子”,办事会认真些。便安排我和一个叫王昕的女生去放炮。
相对打眼儿和清渣,放炮的工作看起来要轻省些,我尝试过打眼儿,那风钻开起来,震耳欲聋,上下乱跳,我根本把握不住。清渣就是把炸下的石块运出洞,石块小的也有几十斤,大的有一二百斤重,把石头搬到翻斗车里,全靠人肩扛手抬,每日工作量几千斤不止,着实累人。只有放炮工,每班只放一次炮,其余时间就是坐在屋里装炮药,做炸药包。体力支出不大,但是,放炮工的危险和责任却是最大的。
放炮也有几道工序,制作炸药棒,插雷管和导火索,装填炸药,点炮,排险。我和王昕跟的师傅姓姜,三十多岁,好像是个复员军人,他胆大心细,极负责任。其实一直是他承担主炮手,我们只作为副手,他一直在保护着我们,什么事都让我们跟在他身后。
第一次点炮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说出来不怕人笑话,我当时确实吓得够呛,那掌子面宽四米多,高约五米,布满了几十个炮眼儿,平均每人要点十几个,当点着几个之后,身子周围的导火索向外喷着火舌,同时发出嘶嘶的可怕的响声,人被笼罩在呛鼻的烟气中,视线也模糊不清,心里总感觉马上就要炸了,手不禁抖得厉害,剩下的几个怎么也点不着。这时姜师傅一把推开我,迅速点着了其余的炮,带着我们安全地撤离了。
打眼儿和放炮是很有讲究的,如果不按规矩来,眼儿打得再深,药填得再多,也不见得能炸下多少石头来。掌子面中心的几个炮叫心炮,往外的一圈儿叫拔炮,边上的叫边炮,底下的一排叫底炮,底炮的外边还要放两个大药包,称作抬炮。
点炮的顺序是,先点心炮,再点拔炮,再边炮、底炮、抬炮。心炮先将石壁中心炸出一个大洞,拔炮的力量又将洞扩大,中心空了,四周失去了支撑,边炮正好发挥威力,把边上的石头挤下来。抬炮的作用很大,它最后爆炸,将炸下的碎石“抬”出来,便于清渣。这程序虽然简单,只是点炮人不能慌乱,还要分工明确,谁点哪个炮,事先说好。
说是点炮紧张,其实紧张的还在后面。点炮的人是要负责排险的,排险的内容是去除哑炮和洞壁上被炸松的浮石,给清渣的人一个安全的环境。点完炮迅速撤到洞口,趴在地上,等着炮响。我们必须准确地记下炮响的次数。各人记各人的,然后在一起对,若是点了三十炮听到三十响,皆大欢喜。若是少了几响,众人都紧张起来,虽说光凭听力有时不会很准确,因为有的炮是同时响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出现了哑炮。
遇到哑炮是最讨厌的,因为你不知道它为何没响,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响。炸后的洞子,硝烟弥漫,窒人呼吸。不过这硝烟比空气轻,待十几分钟过去,烟齐齐地涌在洞的上半部,缓缓地向外流动。洞的下部,出现几十厘米高的无烟通道。我们手脚并用地爬进去,此时,掌子面上已经无烟,我们的任务就是打开手电,寻找哑炮。若找到了,多半不排,旁边再放上一个炸药,引爆了事。
每一次爆破,我们都提心吊胆,而每一次成功,都会如释重负,却无轻松可言,因为马上又要面临新的一次。直到几个月后,我们被换了下来,回到车间去干活儿,这一段紧张的日子才告结束。
(《北京青年报》 3.31 陈幼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