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里的陆文夫

    ■黄恽

    一晃，陆文夫去世已经十三年了，想起了2004年秋冬，在医院病房陪伴陆文夫的那些日子。

    一

    晚上，是治疗的间歇，晚饭后，先生的精神开始好起来。探望的家属走后，病房复归静谧，谈话就开始了。我和他相差有四十年，说什么呢？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即使闲聊也不是好对手，我不善表达，在他面前更是如此。他是一座矿藏，我无力开采，也不知从何下手。我只读过他的几本小说集和散文集，写过一篇《探求者的命运》，除此以外，可以说对他一无所知，我只是和别的同事一样，轮流在他的病房里陪护一天。

    阅历丰富，经历坎坷的老人，他们都有一双X光一般透视的眼睛，或许他的诊断并不正确，但凭他的经验，他相信自己，甚至还用想象丰富自己的判断。他去世之后，上海报纸电话采访我，我心绪烦乱而伤心，没说几句话，结果刊出时变成了“和陆文夫谈话有如坐春风之感”，这离我的表达与真相都很远。说实话，我和他说话一直是战战兢兢的，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说话艺术是那么拙劣，而他的阅历和想象又是那么丰富。

    二

    有一天说起几位老作家的事。陆文夫说，他是怕见“大人物”的。到北京开会，除了在会场上遇见，他尽量不去拜访谁。一次，大家把他拉上汽车，一起去看冰心。他说，一起去是推不掉，不过到了门口，他还是没有一起进去。找个借口，留在了车上。他的小心谨慎是坎坷的人生造就的，与其热就，不如冷离，保持一份距离感，也是对自己的保护。

    陆文夫从来不超越时代，但从来能走在时代前列一点，不在多，就一点。那天夜里，我拿给他看我地摊上买到的1962年的《雨花》，上面有他的一篇报告文学《队长的经验》（第8期）。他看了一下，说这篇他已经没有了，复印一下留个底吧。我说好。

    于陆文夫先生，1964年有一件大事可记。1964年，作为文化部长的茅盾撰文评论了陆文夫的小说，从此，“他力求不踩着人家的脚印走，也不踩自己的脚印走。”（茅盾语）成了陆文夫的标签。当时能得到茅盾佳评的，全中国又有几人呢？陆文夫笔下的人物从不“高大全”，而是极具地方特色的“中间人物”。这个特点是他小说最具特征的标志。陆文夫是新中国小说的开拓者，不重复别人，更不重复自己，这需要多大的才华和勇气啊。看得出，茅盾对陆文夫有着知遇之恩，在苦难的日子里，这对于他来说，曾经是多么有力的一种支撑啊。

    三

    2005年之后，陆文夫的病，看不到有好转的希望，换了一家医院，我们也不再连续陪伴，只是偶尔护工有事请假，我们才填补一下空缺，然而我们的担忧却与日增进了。隔三差五去看他一次，老人有许多故事，不想也无力再说了，整日沉默着，似醒非醒似睡非睡。

    2005年5月2日，我又去陪护了一夜。这是我最后一次的陪护。他对我说，他如今连电视也不想看了，报纸上新闻也不要知道了。我有点意外，他一向对时政或者说时代的召唤极具敏感和洞察力，妓女改造时他就写出《小巷深处》，改革开放的号角一响，他就创作出了《围墙》，房改成为热点，他的长篇小说《人之窝》也诞生了，这些都是他对时代脉搏的把握。

    2004年秋冬在医院的时候，晚上，他总要问我有没有新闻，我略微讲几个，其实他都知道。然而，他这时却收回了敏锐的触角，对外界的喧嚣都不感兴趣了。我已有了不安的预感。

    7月9日陆文夫先生去世，我早有心理准备，因此也并不悲切，只是感觉心中有一个地方封住了，眼前有一个身影隐去了。

    （《南方周末》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