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农民代言

    2003年，在“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颁奖嘉宾吴敬琏说：“中国的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但是真正关注农民的人不多，替农民说话的人也不多。而温铁军就是农民的代言人。”获奖者温铁军有些腼腆：“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研究而已。”温铁军的这“一点调查”，从上世纪80年代做到了当下。

    “最野”的两次出游

    温铁军左右两个膝盖上都有劳损，走路超过半个小时就走不动了。好在他年轻时“脚比较野”，走过很多人一辈子都走不完的路，如今回首往事，最难忘的还是走得“最野”的两次。

    第一次是1985年，温铁军34岁，从青藏高原出发，沿着黄河，由黄土高原下到华北大平原，再到山东入海口，4个月跑了8个省。“当然不是用脚跑，而是骑着摩托车跑。我永远记得那天高云淡，也永远记得那一片蛮荒。”那一趟，温铁军体味了“人被大自然压抑得仿佛只剩下一颗渺小沙粒的感觉”，也让他“对农村的复杂性有所认知”。

    从黄河边“野”回来不久，他被分配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室主任就是杜润生。这个后来以“九号院”之名而名垂改革史的部门，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酝酿形成了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建立了农村基本经济制度。

    第二次是1991年，温铁军自费前去摸索苏东解体的教训。“我与战争难民同居过一室，也穿行过全是沙袋、军人的街道，亲眼看到了激进变革给老百姓带来的影响。这让我知道什么是社会成本、转型代价，那是老百姓的苦难。”回国后，温铁军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记录了他的观察与思考，题目叫《苏东七国私有化经验教训的分析》。

    知青岁月看懂农民

    温铁军没用“伤痛”“耽误”这样的词来评价知青岁月，而是感慨“基层的生活教育让我懂得了农民”。“刚开始进入他们的环境，我很疑惑农民怎么一天到晚都骂骂咧咧？后来我跟着大队干部赶着大车往公社送粮，听他们聊，才理解了情绪何在。那时候农民往城里送的都是好粮食，那些瘪的坏的就自己留着吃。如果遇到年成好，小麦丰收了，农民多分两斤麦子也不行，超收的部分得交给国家。他们付出那么多，得到的却那么少，所以才有怨气。”

    很多年后，温铁军在自己的研究中，补上了这段岁月的历史底色：“国家要搞工业化，就得积累资本，这就得让一部分人作出牺牲，中央反复讨论，只好让农民作贡献。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的闫瑞珍教授研究认为，城市产业通过剪刀差提取的‘三农’剩余大约是8000亿元人民币。那时全部工业固定资产还不足1万亿元。”

    翟城村的“诺亚方舟”

    有3年10个月的时间，温铁军几乎活在媒体的聚光灯下。那是从2003年开始的，他的团队有几个年轻人跑到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办了新世纪第一所免费培训农民的学校，名字叫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1926年，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就是在这里推广平民教育运动的。

    此后3年，温铁军频繁前往学院，实验循环经济和生态建筑，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但媒体的高关注度也让学院的每一步都引来议论。2007年初，温铁军接受央视《面对面》节目的采访，主持人的问话非常直接：“这个学校的未来你乐观吗？”

    温铁军并不生气：“我没乐观过。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困难重重，到现在为止它的情况也不算好。尽管各地农民开始有了一些小小的改变，但我想改良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面对面》采访结束后的那年4月，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停办。“任何事业都会有波折，无数次终止，无数次重启，遇到困难反而可以考验我们能不能继续坚持。”学院工作人员潘家恩回忆道。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杜润生曾对温铁军说：你们这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要是能够动员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志愿者下乡，我们的事业就成了。在采访的最后，温铁军说：“早几年种子撒下去了，或许还会有些放不下，现在投身乡建事业者何止成千上万，我可以死而无憾了”。

    （《环球人物》2019年第5期 郑心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