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和一位喜欢明史的朋友聊天,她讲到万历年间徽州有一桩民间税案骚乱,过程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我搜寻了一番资料,发现关于这桩案件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当时的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笔记等搜集到一起,编纂成了一本合集《丝绢全书》。这桩丝绢案在《明实录》里却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记录,但如果把《丝绢全书》里的细节加入其中,整个事件就立刻变得鲜活起来。
我把这桩丝绢案整理出来,用一种不那么“学术”的方式转述给大众,遂有了《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是文最初发表于我的微博,读者的热情程度让我始料未及。我好奇地问他们,这篇文章到底什么地方最吸引人?他们纷纷表示,这些沉寂于历史中的细节太迷人了。
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了,高到没什么人情味。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
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思想法,往往会被史书忽略。即使提及,也只是诸如“民不聊生”“民怨鼎沸”之类的高度概括,很少会细致入微地描写。
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为什么名扬千古?因为他没有泛泛地感慨一句“苛政猛于虎”,而是先细致地勾勒出了一个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抓到了蛇,便弛然而卧;抓不到,就要被悍吏骚扰。读者看到这些细节,自然就能明白为何他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抓蛇,从而理解作者的深意。
《丝绢全书》的价值也正在此。只有见到最基层的政治生态,才能更明白古代历史大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
(《解放日报》3.16 马伯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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