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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一生有9个子女，且个个成才，成就不凡。有的在人文领域卓有成就，有的则是自然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中3位成为院士。那么，梁启超是如何施教于他的儿女的呢？
“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梁启超尤其善于利用书信“言传身教”。他一生中写过数量相当可观的书信，其中写给儿女们的书信达300多封，内容既涉及他本人的活动、事业，而更多的是对儿女们的教育。
1927年8月29日，梁启超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以自己的事例引导儿子开发多方面的人生乐趣：“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同年5月，梁启超更是在信中直接告诉三儿子梁思忠：“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多少，舒服日子也经过多少，老是那样子，到底志气消磨了没有？——也许你们有时会感觉爹爹是怠惰了（我自己常常有这种警惧），不过你再转眼一看，一定会仍旧看清楚不是这样——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
把身体和修养放在学习前面
梁启超非常重视儿女们的学习。1912年12月1日，梁启超在写给思顺的信中便称：“汝所学精进，吾甚喜慰。”“思成学进，亦更有赏也。”类似的话，家书中屡屡见到。但如果学习与身体、修养产生矛盾时，梁启超会把身体、修养放在学习的前面。
1912年底到1913年初的几个月中，梁启超在信中多次叮嘱思顺：“求学总不必太急”，“汝但原定功课从容学去，则我欢喜无量矣”，“小小年纪何故患不寐之病。得毋用脑太过耶？……以区区数月间，受他人两三年之学科为道实至险，故吾每以为忧也，以后受学只求理解，无须强记，非徒摄生之道，即求学亦应尔尔也”。梁启超还在1923年11月5日的信中这样劝导：“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这样的叮嘱，在给其他子女的信中也多能见到。例如，1927年8月29日，梁启超在写给梁思成的信中便这样写道：
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境界，固然关系人格修养之全部……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炖的工夫。不独于你身子有益，即为你的学业计，亦非如此不能得益。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1927年8月5日，梁启超写给梁思庄的亲笔信。
“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消耗而有余。”这些话，包含着梁启超的基本精神和人生态度。他经常教育儿女们不要计较胜败，而要埋头埋脑，“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1927年2月6日到16日，梁启超给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写了数封信，合在一起寄出去，并在信中嘱咐：“这几张可由思成保存，但仍须各人传观，因为教训的话于你们都有益的。”
其中，梁启超对梁思成的教育是，“你还是保持这两三年来的态度，埋头埋脑做去便对了。……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有了这样的基本精神和人生态度，便容易保持乐观，即使遭遇不公平的待遇和挫折，也能过好自己的人生。
（《中国档案报》 2.15 张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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