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泉牌收音机

    三公里外谭寨的姨父家买了台收音机。我非常喜欢，特意借到家听了几天，一副流着口水很羡慕的样子。估计这大大刺激了父亲，不久他就带回来一台崭新的收音机，告诉我：要珍惜爱护，因为是借来的！

    看到家里有了新收音机，我很高兴。但听说是暂借，又有些失落。借来的就不是自己家的，听起来的心境也不同。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再没把收音机还回去。我也终于明白：并不常和我开玩笑的父亲，和我开了个稀有的玩笑。

    那是1979年，我读小学三年级，父亲为家里添的这个大件儿电器——是“百泉”牌。当时对我家甚至对整个村庄的人来说，都应该算一个大件儿，好像是15元吧。父亲当时月工资30多元。相当于如今月工资10000的人，花5000买了台大家电。

    那时整个村子三四百户人家，有收音机的只有一二家。或许我家就是头一份儿。不久，家里又买了台闹钟，主要是为了保证我能准时起床去学校上早自习。

    在乡下，小学从三年级开始有早自习，即晨读。大清早儿四五点钟睡得正香时被迷迷糊糊唤起来。春秋天尚能接受，最可怜是冬天，人缩在热被窝里实在不愿起床。我至今仍记得，当时一边穿厚厚的棉袄，一边在心里羡慕弟弟不用起床的幸福。那时他五岁。

    因为没有闹钟，母亲靠听鸡叫判断时间。鸡叫三遍就到了起床上学时间。我至今不明白，鸡为何有那样准确的生物钟。母亲判断时间还有一个依据，村东头的老黄牛叫了，撑鞭（生产队专职使唤牛的人）得起床给牛喂草料。

    有一次因为母亲判断失误，我早早背着书包离开家，按钟点应该才夜里三四点。学校大门紧闭，我只得跑到学校旁边的牛屋。厚厚的牛草料堆得像起伏的小山包，躺在上面温暖舒适，还有一股浓浓的草料香。我就在牛草料堆上睡了一个“回笼觉”，梦里梦到牛用舌头轻轻舔我的脸颊，忽然醒来，撑鞭的说：“娃儿，该上学了。”

    自从有了闹钟，母亲不用再操心听鸡叫或牛叫。我也再没有出现过半夜三更爬起来上早学的事。

    看到家里拥有如此两件家产，我曾经暗暗担心：家里太富了，会不会被小偷惦记？所以每天早上一睁眼，我首先要看桌子上的收音机和闹钟还在不在？当然还在，我会暗暗地松一口气：还好，小偷没来！

    父亲每周从工厂回来一次。晚上，他会把收音机放在小院里，开足了声音播放河南省或南阳市豫剧团演唱的戏曲。著名表演艺术家李斯忠的黑脸包公，唐喜成的《打金枝》，常香玉的《穆桂英挂帅》，还有海莲池的《小仓娃告状》《柜中缘》等等。

    收音机声音洪亮，能响彻半个村庄。引得左邻右舍大伯大娘大婶大奶端着饭碗，来我家院里蹲在树根旁津津津有味边吃边听。小院里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成为我乡下快乐生活的一景儿。可惜，我们都再也回不到那个年代了。

    其实以上都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至今对父亲买收音机的举措心怀感激，对那个“百泉”牌收音机心怀感激。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在父亲的诱导下开始听评书。从最初的《桐柏英雄》，到后来单田芳的《水浒传》《三侠五义》《瓦岗寨》，刘兰芳的《杨家将》《岳飞传》，袁阔成的《三国演义》等，我都津津有味地不知听了多少遍。

    由声音转换成画面，在无意中培养了我无可匹敌的想象力。今天，我有时会对电视机恨得咬牙切齿。十岁的女儿每天看动画片，一看半天眼睛不眨一眨。电视直接把画面送给人脑，大脑不需要经过加工就可以直接反映出来。这怎么能培养女儿的想象力？

    现在，我已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一名会员，也出版过十余部所谓畅销小说。我认为归根到底是源自我超越常人的想象力，而这种能力的培养，就来自于我对评书的醉心与痴迷。在和一些年轻文学朋友交流时，我总不忘提及童年的收音机，我甚至鼓动他们，抛开电视、DVD、视频那些现代玩意儿，抽时间专门去听听收音机。

    （《七零后·私人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出版 亦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