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1950：耕者落根

    从1946年的“五四指示”到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再到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这场中华大地上轰轰烈烈的地权革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为建设现代工业化国家奠定了重要基础。       

    ——编者

    ■张扬

    “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这个清早，在东北松江省境内，在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牛倌看见的这挂四马拉的四轱辘大车，是从珠河县动身，到元茂屯去的。”

    这是作家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中的一个段落，这段描写举重若轻，所引出的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土地改革运动。

    书中“元茂屯”的原型位于长白山支脉张广才岭的一个山坳中，真名叫“元宝屯”，去元宝屯的马车正是土改队，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由此获得了“中国土改第一村”的称号。

    从“五四指示”到《中国土地法大纲》

    一般认为，土地改革运动以195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为标志，但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实际上早有“预热”。

    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统治下，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是建立在他们占有了社会绝大部分土地的基础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说，“旧中国，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的土地。”

    没有土地，就是中国农民受苦的总根子。因此，必须“把地从封建剥削者转到农民的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

    土地革命时期，为了实现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朴素愿望，党在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最大程度地团结各阶级，党领导人民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缓和土地政策。

    抗日战争结束后，广大农民要求“耕者有其田”的呼声更高。随着内战全面爆发，毛泽东率先说：“国民党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所以民不聊生。这方面正是我们的长处。现在有了解决的可能，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46年5月4日发出了由刘少奇起草的党内文件——《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

    “五四指示”规定：采取没收、清算、献田等多种多样方式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决不可侵犯中农的土地，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一般不动富农土地；对中小地主与地主豪绅恶霸应有所区别；等等。“五四指示”发出一个多月，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国内形势随即发生了重大变化。

    “回头来看，东北的战事是新中国成立的关键。但在开打之初，谁能够占上风还真难说。”周立波的孙女、学者周仰之说，国民党的军队装备上佳，但共产党最终的胜利主要赢在了民心士气，“军队可以在短时间内整团整师地扩军，跟当时迅速又全面地开展土地改革有关。”其实，早在1945年底，毛泽东已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文中道破了这一关系：“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势。”

    1947年，解放战争到了全面反攻的时刻。为了最大程度地发动群众参与革命，就必须制定更彻底的土地改革政策。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发表了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中一切人口，不分男女老幼，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

    比起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对地主较为宽容的“减租减息”政策，新一轮的土地改革直接规定“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相对于“五四指示”，是更为彻底的土地改革，对保证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昔日贫苦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少，都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分到了土地。解放区的广大农民感到自己“翻身”了：“许多贫农放弃了过去见面时挂在嘴上的一句客套话——‘老乡，吃了吗？’——而互相问道：‘同志，翻身了吗？’”

    “地主的地，能让咱动吗？”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阐述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就是因为中国原来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这就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改变，中国人民革命党胜利就不能巩固，农村生产力就不能解放，新中国的工业化就没有实现的可能，人民就不能得到革命胜利的基本果实。紧接着，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950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实现全中国土地改革而斗争》，提出“这是在军事上已经取得胜利之后，中国人民对于残余的封建制度所发动的一场最猛烈的经济的政治的战争”。由此，全方位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然而，得知要土地改革的消息后，长期遭受压迫和苦难的农民的热情并不太高。他们忧虑：地主的地，能让咱动吗？要是分地搞不下来，把财主就算是彻底得罪了，怎么办？土地改革是一项自上而下的运动，为了让土改能够深入农村，保障土地改革政策的执行，国家培养了一批土地改革运动的忠实推行者——土改工作队。因此，土地改革运动初期主要是由土改工作队宣传土地改革运动的政策，从村民大会到居民会议、小组会，各种以宣传土地改革运动为目的的会议陆续开展。

    随后，土改工作队便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33年10月颁布的、由毛泽东撰写的阶级划分文件《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根据村民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农民是首次接触到“阶级”“成分”等说法，土改亲历者刘奎早老人回忆说：“冬天总是每个人提个暖炉，在一块开会。工作队事先摸清楚每家每户的情况，开会时问大伙‘这家算不算地主，算不算富农？’村民就举手表达意见。”

    通过大大小小的普及、动员会议与实实在在的地权划分，土改亲历者曾凡柏老人回忆：“以前对党和国家没有什么认识，听说要土改了，一开始是怕农民吃第二道苦，后来了解到党的政策和党的方向，老百姓对党和政府是越来越信任了，就知道要相信共产党。”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中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土地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划分阶级成分，将阶级意识和斗争意识注入到农村，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传统的政治认同和社会关系模式，巩固了农村中的人民民主专政；身份认同使最广大农民形成了极大的凝聚力，也使党形成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到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

    随着全国范围土地改革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日益紧迫起来。1959年9月21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修正稿）》及《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 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将农奴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分配给农奴和奴隶。农奴分到土地，从世代支差的“差巴”转型为拥有自己土地的“星巴”，如同“头上照了太阳，口中舔了酥油”。

    作为土改推动者的知识分子

    土改工作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与广大知识分子的热情支持与参和有很大关系。1950年，《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土改“提供了知识分子改造道路”。实际上，在参与土改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群体不但顺利完成了思想改造，“实现了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也以实际行动有力推动了各地土改工作的进程。前文所述的土改工作队，就有大批知识分子参与。

    最早响应号召参加土改的是北京知识界。1949年12月，北京高校700多名师生赴京郊参加土改。他们利用寒假两个月时间，协助完成了京郊100多个行政村的土改。1950年和1951年秋冬，全国高校又有大批师生，与机关干部、科研人员一起，由中央统一编组为工作团开往解放新区。

    对知识分子参与土改的举动，毛泽东颇为赞赏。1951年3月，毛泽东表示，非常欢迎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参加土地改革，他说:“只要他们愿意去，就要欢迎他们去，不要怕他们去，不要向他们戒备，因为他们不是反动派。好的坏的，都让他们去看，让他们纷纷议论，自由发表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950年1月27日，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冯友兰第一个报名参加了京郊土改。他和夫人任载坤，先到丰台西北的张仪村，后转到卢沟桥镇，参加了一个半月的土改。后来在清华学生主办的大字报上，冯友兰谈及自己参加土改的动机：第一，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基础，不摧毁它，便不能使中国社会变质；二，取得一点革命经验，以充实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三，在客观方面与地主斗争，在主观方面与自己潜在的地主阶级感情斗争，如是可以加速自己的进步。

    冯友兰深入农村后，因发现农民中落后思想很普遍，又感觉自己有教育农民的责任。

    土地改革开始于新中国诞生之初，各种势力纷繁交织，新旧观念交错其中。在这种情境下，作为桥梁，将与革命关系密切的新词汇和新思想带入农村，是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土地改革中的具体方针政策，往往由他们负责宣传解释。

    复旦大学教师谭其骧在安徽五河县和灵璧县参与土改，1951年10月30日的日记写下了自己的工作内容:下午村北学校后殿开全乡村组干部会，陶推余作报告，说明来意，表明态度，解释土改之正义性，必需性，总路线，总政策，并与治淮、贷粮、种麦菜结合。晚上村民大会，黑暗中做土地改革政策宣传，打通群众思想，解除顾虑。

    投身土地改革的具体情境，让知识分子走出了象牙塔，对革命的复杂成因、社会矛盾、党的领导有了更直观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土地改革也为当时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多鲜活的时代素材。除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福贵》《邪不压正》等文学作品以及刘岘的木刻作品《斗争恶霸》等等，都为当今时代重新观察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窗口。

    今天重新回顾土地改革，它不仅是一场资源再分配运动，更是一次由农民切身利益驱动的深层次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将土地真正分到了农民手里；改革开放时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极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下，新一轮土地改革的关键词“三权分置”，旨在促进土地高效流转，加大土地的利用效率，实现农业现代化，让农民真正富起来。乡村发展的画卷，正在农民与土地的互动关系中被勾勒出来。

    （参考材料：《毛泽东选集》《刘少奇选集》《中国的土地改革》《乡土中国》《土地改革运动时期贫农的政治参与动机研究》《人民日报》《建国初土地改革中的多样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