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个人文书架

　　85岁的柳鸣九最近获得了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对他而言是一份意外犒赏，因为在多个身份中，比如终身荣誉学部委员、文艺理论批评家、散文家、出版家……“翻译家”往往是靠后提及的。颁奖词写得颇为隆重：“柳鸣九先生是我国法国文学研究翻译界的领头人……”柳鸣九不免揣测：“这应该不限于对我译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为西方现当代文学译介所做的劳绩的认可。”

　　近些年，柳鸣九在帕金森、脑梗等恶疾围攻下依旧笔耕不辍，推出《外国文学名著经典》70种、《外国文学名著名译文库》近100种，发起“译道化境论坛”，出版《纪念文集》与《化境文库》第一辑，并开始张罗“情操”系列书函的编译。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理论批评家钱中文赞叹：“柳鸣九先生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亲自建筑起一座法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书城。”而柳鸣九则将“书城”谦称为“书架”：“我有‘为了一个人文书架’的人生追求。”

　　年轻读者恐怕想不到，这些已得到公认的西方现当代文学经典却曾带着“衰颓”“腐朽”的标签，被长期拒之门外。是谁第一个冲上去，当众把这些标签给撕了下来的？是柳鸣九。1978年，44岁的柳鸣九提出“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几个问题”。他打破思想禁锢的这一勇敢举动，后来被学术界称为“卓有学术胆识”。

　　1978年5月真理标准大讨论甫始，“文革”期间挨批的柳鸣九决定在西方20世纪文学的评价上有所作为。他采取“兵出斜谷”的策略，一方面全力以赴又不动声色地准备檄文，另一方面，他着手为其编辑的《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组织关于“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的笔谈。当年11月，在中宣部与中国社科院的领导下，由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第一次外国文学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经由所长冯至推荐，柳鸣九在会上就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做了长达五六个小时的长篇报告。为什么冯至要把柳鸣九推到前台？柳鸣九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内心深处藏有一份对西方现当代文学的熟稔与神交，他早年留学德国写的博士论文就是以象征派诗人里尔克为研究对象的……他内心深处是乐于见到有人出来为西方20世纪文学说说话的。”

　　在“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柳鸣九为20世纪西方文学描绘出完全不同于日丹诺夫论断的进步形象：从世纪初的反战文学，到稍后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文学、抵抗文学，一直到战后的存在主义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愤怒青年”文学、“黑色幽默”、荒诞派戏剧以及新小说派……都蕴含着诸多有助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意义，比如对社会弊端的揭示与批判、对社会公正的召唤与追求、对战争与暴力的反对、对独裁与专制的抗议、对自由理想的向往、对善良人性的歌颂……

　　这份长篇报告使时年44岁的柳鸣九品尝到了成功的滋味，师长名流纷纷向他表示赞赏。第二天，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莅临大会，北大的朱光潜把缩在人堆里的柳鸣九拉出来介绍：“这是柳鸣九，他昨天在会上做了一个很好的学术报告。”

　　这次盛会是在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一个月举办的，柳鸣九将其比作“大戏正式开场之前烘托气氛的锣鼓”。此后，对西方20世纪文学的译介、讲授、研评骤然兴起，蔚然成风。

　　柳鸣九被学界谑称为“重新评价专业户”，在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重新评价萨特和存在主义、重新评价左拉和自然主义之后，他近年来又开始重新评价“信达雅”。

　　“信达雅”是《天演论》译者严复于1898年提出的，“求其信，已大难矣！信达而外求其尔雅”。100多年间，“信达雅”三标准引起多次争论，遭到各种质疑。

　　柳鸣九不建议用“信达雅”三个标准来泾渭分明地衡量翻译的优劣：“在译界，一方面形成了对‘信’的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形成了对‘信’的莫名畏惧，在它面前颤颤惊惊，生怕被人点出‘有一点硬伤’。对‘信’的绝对盲从，必然造成对‘雅’、对‘达’的忽略与损害。”柳鸣九的方法是：“先把原文攻读下来，对它浅表的意思与深藏的本意都了解得非常透彻，然后再以准确、贴切、通顺的词汇，以纯正而讲究的修辞学打造出来的文句表达为本国的语言文字。简而言之，翻译就这么回事。”

　　（《文汇报》1.23 江胜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