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不存在的四合院

    ■谢其章

    我在北京曾经住过两个四合院，一个至今尚完整，一个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存在的这个院子，唤不起我一点儿的记忆，因为那时候我还不到一岁。那个已经不存在的院子，却完整而清晰地存在我的记忆里。

    1950年代初，父亲母亲带着姐姐和我从上海迁居北京，刚开始父亲单位将我家安排住在东城西总布胡同7号，7号是个两进的院子。

    7号院子住了不到一年，单位将父亲安排到西城太平桥大街的按院胡同60号。60号院子的格局是这样的：门洞右手是一小间，约六平米。门洞往里迈上两步就是西房的山墙，山墙上做了个“假”影壁。再往左拐两小步是两间小房子，一间六平米吧，另一间三平米有门没窗，后来才知道这小间原来是茅房。可别小看这三间小房，它们可都是朝阳的，每天日照不少于四小时吧。西房三间和南房五间里的一间半共同组成了60号的外院。

    父亲单位分配给了我家西房三间和门洞左右两小间。四口人加上奶妈和保姆，住得还算宽敞，父亲尚能布置出一间书房。厨房设在门洞右手那间，窗下有个自来水龙头。60号的东房夏天很遭罪，西晒使得屋子像蒸笼，南房相对好一些。

    四合院，潜移默化地教会你明白等级的存在。整个院子只有外院有一棵树，一棵枣树。秋天果实累累，终于有一天房东老太宣布打枣，房东一家人连打带拣，然后赏给每家一小盆。

    有那么两三年，院子里家家栽葡萄，北屋和我家是紫葡萄，南屋栽的是绿葡萄，小颗粒，比紫葡萄串紧密，甜中带酸。有一年，我家葡萄丰收，正赶上老邮递员来，真诚地请他吃上一串。父亲在外地工作，所以我家的信和汇款单比较多，从小听惯了邮递员的喊声“某某某，拿戳！”

    还有一年，我家在窗前种了几株老倭瓜，这种瓜很好养，不用精心伺候，旱涝不计，大小一共结了32个瓜，姐姐挑了一个最大的送给小学校老师。

    60号小院三十多年的生活，以我到农村插队为分界，上面所说为前半截。我插队之后每年冬季农闲回家一趟，住上三四个月。此时的小院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住户多了两家，里外院的隔墙拆掉了，旧的称呼“太太”“先生”也改口了，北屋九十岁的“马姥姥”听说我回来探亲，颤巍巍地来问询几句：“大弟回来了，那边生活怎么样？”

    这一年的二月，母亲去世，家里只剩了上初中的小妹，五间房只好退租了三间。退掉的三间马上住进了三家。几年后我们返城，两间房一时人满为患，行军床派上了用场，我呢，则尽量争取在单位值夜班。日子像流水一样的一天重复着一天，直到我在小院结婚生子，终日柴米油盐，锅碗瓢盆，连果实累累的枣树竟亦无暇抬头望上一望。

    （《文汇报》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