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钰栋
那些年,上海产品,小到蛤蛎油、百雀羚和香肥皂,中到服装鞋帽、床单毛毯,大到手表、收音机、自行车和缝纫机,可以说每一样都是全国人民的最爱。
可是国家施行计划经济下的统购统销政策,对于像皖南山区一些小县城里的百货公司来说,一年里也难得调配到一两件上海货。当时县城里有许多像我一样被学校分配来此工作的上海人,我的一些同事和邻居便近水楼台,每到年终,纷纷来央求我探亲期间帮他们代购一些上海生产的日用品。
一开始我代购的商品只限于不需要凭票购买的雪花膏、百雀羚、药皂、女式半高帮雨靴、解放鞋,还有一元二角一斤的什锦水果糖等,后来得知上海的牙膏是可以用废牙膏皮换购的,于是大家就在平时将废牙膏皮攒着,等到我回上海前交给我。再后来,又打听到皖南山区和江浙两省交界处的几个小镇上,安徽的粮票、布票是可以和江浙的粮票、布票通用的,而江苏的粮票和浙江的布票也可在上海使用,于是就想方设法去两省交界处的小镇上去换票,好让我去代购糕点和衣服、布料、床单等。
由于每次托我代购的人员较多,货品又杂,为防出错,我将每人的姓名、代购物的品名、数量等一一记在笔记本上,以便代购时可按图索骥;代购时还将货品的单价一一记下,等到交差时照实银货两讫。
由于每次代购的数量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麻烦。有一次,我一连几天在一家食品店购买什锦糖果(不凭票但限购),营业员怀疑我是投机倒把,欲报告派出所。危急时刻,遇上了几位前来购物的老邻居,由他们证明,我买糖是为了招待乡下来的亲戚,这才让我脱险。为避嫌,后来我便学乖了,每次只在一家商店购买少量的物品,然后换一家再买。
往回搬运时,同样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险情。那年我带着两只装满代购物品的大号旅行袋回皖南,途中在江苏溧阳转车。因未赶上开往皖南的长途汽车,身边又没有单位开的住旅馆用的介绍信,所以就只能在车站的候车室里过夜了。
半夜时分,突然来了一帮纠察队员。一名纠察队员直勾勾地盯着我那两只旅行袋,命令我打开。这下还了得!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小县城里难得一见的上海货,而且数量之多,简直可以开一家百货公司了。他们断定我是“投机倒把分子”,将我带到指挥部接受调查。
为了蒙混过关,我“狠狠地”将自己“责骂”了一顿,并“发誓”要“改过自新”。纠察队员发话了:“念你是初犯,又真心坦白了,所以我们决定对你从宽处理,放你出去,但东西全部没收。”事后,好在邻居、同事都通情达理,与我共同分担了货物被没收后带来的损失。
自此事件后,我好几次痛下决心,再也不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代购了,可每一次总挡不住软磨硬泡,最后不得不妥协,只不过采取了一点“限购”的措施,以防重韬覆辙。这样的代购直到改革开放才彻底停歇。
如今,只要坐在家里动动手指就可以立马有快递送货上门,可一些老同事、老邻居只要一说到当年托我代购之事,还有说不完的话题。
(《新民晚报》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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