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之父

    1896年6月2日，李济（字济之）生于湖北钟祥，四岁即入书房，跟随一个表叔开始念“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之类的古书。1907年，李济随担任小京官的父亲进入北京南城的五城中学（北师大附中前身）读书，十四岁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毕业后留美。

    1918年9月14日，李济进入马萨诸塞州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就读，主攻心理学。一年之后，他作为研究生攻读社会学，并于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并成为当时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唯一的外国留学生。

    哈佛三年，李济“利用民族学的一个观点，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中国与夷狄的说法，把中国的历史材料作一种分析”，并进一步弄清整个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这个“最突出的现象”。这一研究课题基本完成后，李济把博士论文中的主要内容综合成一篇题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英语短文，刊载于1922年2月美国巴尔的库出版的期刊《中国留学生》上。未久，这份报告便在1923年《哈佛研究生》杂志一百二十三期上刊出。此时，大哲学家罗素正在修订他的著作《中国问题》，他读了李济的论文后，“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随即征引了一些段落补入他的著作中。由于罗素的世界性声誉和大师地位，李济也跟着名声大噪。

    1923年，李济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国民族之形成：一个人类学的研究》完成，堪称对中国民族进行科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因为这部著作的问世，年仅二十七岁的李济荣获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并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获博士学位的李济旋即收拾行装，踏上了归国之旅。若干年后李济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待下去，他们回国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赚多少钱的问题。我就是在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人类学。”

    回国后的李济，先是担任南开大学人类学、社会学兼及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在南开大学教学时，他结识了在他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国际级地质学家丁文江（字在君）。这时的丁文江正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对田野考古发掘和野外收集资料颇为热心。也是在这个时候，河南新郑出土了一批青铜器的消息传到了北平，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丁文江得知后，便鼓动李济亲自前往现场做些发掘工作。

    丁文江亲自筹了二百块大洋作为发掘经费，同时派地质调查所谭锡畴作为李济的助手。李济于1923年秋赴河南新郑做了第一次试探性小规模考古发掘。由于土匪捣乱，当地人也不肯合作，加上墓葬几乎被盗墓贼盗掘一空，发掘收获不尽如人意。李济自觉有“失败”之感，但还是从具体实践探索中积累了可贵的田野工作经验，并有简短的英文报告《新郑的骨》问世。李济说，“由这些无数的宝贵经验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丁文江先生对我们的一番苦心”。正是因了这番苦心，年轻的李济迈出了由人类学家向考古学家转变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近现代考古学迈出的一大步。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派毕士博率领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考古和研究。毕士博邀请李济加入他们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队。丁文江告诉李济，与外国人相处，重要的是“直道而行”，且“开始就把条件讲清楚”。

    听了丁文江的“箴言”，李济给毕士博的回信中，提出了合作的两个决定性条件：“一个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一个是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

    不久，李济收到毕士博的回信，称：“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决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李济对这个答复很满意，便辞去南开大学的教职，于1925年初，加入毕士博团队，从而开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资搞科研的先河。

    就在李济加入毕士博考古工作队不久，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也鸣锣开张。作为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建议李济一边去研究院任教，一边做研究工作。于是，时年二十九岁的李济，以讲师的身份出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1926年6月，在梅贻琦主持下，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大学部历史学系教授举行联席会议，议决由研究院与历史系合办考古学陈列室，由两部教授合组一考古学室委员会，公推李济为主席，每年经费预算六七千元。借此契机，这年9月，李济与北京地质调查所地质学家、清华大学部地质系讲师袁复礼同赴山西，开始调查发掘古物的田野考古之旅，并很快在夏县发现了著名的西阴村遗址。

    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是中国人首次独立进行的发掘事业，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帷幕。李济也以“中国考古学之父”之名载入史册。

    （《名人传记》2019年第1期 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