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日记

    1948年12月，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之际，北大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学生名义，赠送给郑天挺先生一面题着“北大舵手”四个大字的锦旗。郑天挺先生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所见所闻，内容充实，巨细靡遗，为我们铺展了长篇画卷，把读者带入到真实的历史现场。

    美好而短暂的蒙自生活

    1937年“七七”事变之际，北大校长蒋梦麟在南方开会，次日文学院院长胡适离平南下。未几，学校其他负责人纷纷离校，学生也陆续返乡。至7月29日北平沦陷时，北大校内已无学生。11月17日，郑先生与罗常培、魏建功、陈雪屏、罗庸、周濯生等最后一批教授离平赴天津。当天，钱稻孙从北平赶来，力劝郑先生留下，谓郑先生一走，北大要垮，他当即严词拒绝。郑先生从天津乘轮船到香港，再经广西辗转到长沙。而钱稻孙，后来则作了伪北大校长。

    郑先生于1937年12月24日抵长沙，任历史系教授，讲授隋唐五代史。惜时局变化太快，1938年1月10日，临时大学决定再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校舍不足，联大文法学院要暂设蒙自，由郑先生与清华王明之、南开杨石先负责筹办。

    文法学院设在蒙自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肯定是郑先生联大时期比较幸福的一段岁月。除了读书、备课、讲授、作文外，他时常得与陈寅恪、钱穆等远足郊游，探讨学问，常去的地方是菘岛，如5月22日日记：“九时冒大雨至菘岛，张伞沿堤缓行，四顾无人，别饶野趣，自以为画图中人也。近岛，见从吾张伞、宾四戴笠在前，择路而趣，余又为看画图者矣。”此一节文字，让人读来有一种莫名的惬意。

    为抗战史研究留下珍贵资料

    西南联大时期昆明城遭遇的空袭，其次数与惨状，是我们后人所无法想象的。郑先生作为历史学家，有意识地记录下每一次警报的时间、地点、方式、人物等诸多要素，实为抗战史研究的珍贵资料。

    郑先生1940年10月13日记下了联大遭到日寇飞机轰炸事，最为详细：“询知新舍无恙，师范学院被炸，月涵寓亦毁。遂入城，岔至师范学院，见雪屏所居之楼尚存，登之，已洞见星宿。遇啸咸，知其室未毁。转至前院，办公室全毁，惟馀椽柱。男生宿舍及勉仲所居，虽椽柱亦倾折不存，惟瓦砾一堆而已。”而26日日记：“勉强越公路线，喘甚，乃缓步行。忽闻枪声，余谓试枪耳，既而续作，知敌机至，急仰卧于田中。稻已割而馀梗犹在，污且湿，不暇顾。见一机冒白烟向东遁，四五机自北来俯而逐之，一时枪声杂作，但无炸弹声。约五分钟而远而微，乃起，偻伛而行，复闻复卧，如是者四。知其声息远去，始沿田塍北行。自逃避警报以来，无如今日之狼狈者，亦无如今日之仓迫者。”除了投弹，还有机枪扫射。呜呼，路人皆成活靶子矣。

    西南联大的清贫生活

    郑先生的日记，作为西南联大时期的生活记录，对当时教授的清贫与坚守，以及为生存而不得不兼课、写报头文字等，叙说至真。

    1943年3月17日，郑先生将赴重庆开会，没有合适的衣服，将棉袍一件，托罗庸夫人修理，“五年未制新衣，领袖皆破，日日在校，人人皆穷，固无伤。若入渝则太不整齐，故托为补缀之”。“日日在校，人人皆穷”八字，道出了当时教授们的整体生存状况。5月18日：“近来本市物价上涨，情形异常险恶，六年以来同人等随身衣物变卖一空，现状已近崩溃，前途更难设想。”

    为了生计，有些教授还到处兼课，或给报纸写应景文字。郑先生1944年1月7日：“近半年来，昆明各报星期论文每篇酬八百元，小报无聊文字每千字酬二三百元，同人争先恐后，余甚耻之。曾语端升，非贫无立锥，绝不为小报写稿也。”即使到了连吃一个鸡蛋都是奢侈的时候，郑先生也没有兼课，也不曾写过一篇无聊文字，践行着“君子固穷”的士人操守。

    日记止于最痛之事

    1943年8月14日，郑先生长女郑雯经过千辛万苦，只身自北平抵达昆明。1945年9月3日，郑先生为北大复员事先行北上，留郑雯在昆明继续读书。

    郑先生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截止于1946年7月14日：“晏儿得友人李君电话，谓报载前日中央航空公司飞机自沪飞平，在济南失事，名单中有雯儿之名。初不敢信，以前得来函，须十四日以后动身也……下午欲睡不能，两次登榻，三次倚枕，一瞬即醒……悲伤之馀，弥增悔痛。余若不为接收先回，绝不致置其一人留滇……十二时大风雷雨，灯灭就寝。”每每读到此处，都不禁动容。而一年前的1945年8月20日，郑先生日记写道：“饭毕，偕雯儿还舍，谈考试及回家事。”如今家还在，人却回不来了。

    长女郑雯之丧，对他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直到1951年6月9日，郑先生才重开日记的写作，引首专门题一句，曰：“自雯儿之亡，久停日记。日月如驶，新生请自今始。”所谓“新生”，是对此前五年痛苦心路最为贴切的写照了。

    （《光明日报》1.19 个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