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学业影响受家庭资源的调节
田丰、静永超在2018年第6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说,对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学年)基线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家长与子女共同生活的频率对学业表现的影响随家庭阶层地位的下降而减弱,对中产阶层家庭的促进作用最强,对工人和农民阶层家庭的作用并不显著。家长与老师的互动程度及家长之间的互动程度对学业表现的影响随家庭阶层地位的下降而下降,对中产阶层家庭的促进作用最强,对农民阶层家庭的作用则不显著。只有家长与子女的交流程度和家长对子女的监督学习的作用没有阶层差异。综上所述,家庭内部和外部的社会资本对青少年的学业表现的影响随家庭阶层地位的下降而减弱。这些发现进一步厘清了社会资本在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中的作用机制。
汉代的“汉人”称谓与“汉人”认同
刘志平在2018年第12期《人文杂志》上说,“汉人”称谓始见于楚汉相争之时,其指汉王刘邦一方人员之统称,还不具有族属和文化含义。汉初“汉人”称谓的含义是复杂的:在与“诸侯人”对言时,其不具族称含义;在与郡“道”之“蛮夷”对言时,其具有族称含义;在与塞内外之异族对言时,其亦具有族称含义。在汉初,“汉人”作为真正整体意义上的完全具有族别功能的族群称谓还没有明晰的确定。随着西汉政治、文化和族源历史整合的推进,到汉武帝时代,与“诸侯人”相对而言的狭义的“汉人”完全被融政治、文化、血缘和族群于一体的广义的“汉人”所取代。此后直到汉末,族属和文化意义上的“汉人”已经成为带有开放包容性的相对稳固的核心族群。而在整体意义上完全具有族别功能的“汉人”认同产生的同时,“中国一体”的国家意识也开始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