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拆城运动

    民国时期，满清时代的诸多忌讳无疑都是前现代的蒙昧，早该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易帜、换制、更衣、改礼，这些都太内在，怎么才能更好地昭示这种改天换地的豪迈呢？拆城呗。

    拆城的理由

    上海拆城影响最大，因为那里中外汇集，媒体众多。但最早提出拆城的却是杭州，而且是以发展旅游的名义。

    1912年1月19日《申报》报道，杭州“日后马路通行入城，湖山春色，亦可饱餐”，而且因为西湖边各祠庄，将改为各烈士专祠，有点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意思。这样一来，“惟以城门梗隔，游人往返不便”就变成不小的罪过了。城市要发展，人民要旅游，故此，经政事部决议，将钱塘、清波两城门一律拆去。

    杭州还只是拆两座城门，上海城是要整个拆掉的。你放眼望去，一边是道路平整、房屋高大的租界，一边是城门低隘、房屋矮小的上海县，能不油然而兴拆城之念乎？从1900年起，就有拆城的动议，但屡屡被“保城党”以县城安全为由击退。辛亥事变，多数人主张拆城的商会掌了权，商会首领李平书当上了上海民政总长。于是，在又一轮绅商上书之后，经苏、沪都督府批准，李平书明令拆除上海城垣。

    虽然拆城费用并不便宜，“每拆十丈，需银一百两左右”，总工价约需26万多两，而且需要拆迁大量铺户，但上海城拆迁工程还是义无反顾地动工了。

    抵制无效

    拆城带给市民的第一项福利，便是城门夜间不再关闭。

    拆城派于此得意洋洋。《申报》的报道题目是《保城党对之何如》，文中说：“本邑各城门自经兴工开拆以来，晚间已不复关闭，行人出入，莫不称便，城内各店铺之做夜市者，生意骤增，尤甚欢悦”，报道还说，夜间治安，警局商会，会加派荷枪巡查者，大家放心衣锦夜行吧。

    历史的记录与书写就是这样粗枝大叶，好事传天下，坏事不出门。在拆城派的欢欣鼓舞中，拆城的进度推进相当快。城墙之下，从前不少是无主之地，有人在此搭建平房棚户，或住或租，现在拆城大军来了，“饬十铺地甲传谕，统限三天内将小东门内之平房一律拆除”。三天！那些贫苦住户来不来得及找到新的住处呢？不知道。

    不能说拆城全无阻力，当时的反对者即“保城党”也成立了诸如“城壕保护公会”之类的组织，以抵制阻拦拆城之举，在苏、沪都督的干预下，抵制无效。这些公会里都有些啥人？他们为啥保护城壕？也统不见报道。

    工程轰轰烈烈进行的同时，宏伟的计划也在制订：拆城填壕后，行驶电车之路线已制订完毕，路面阔约五丈，创上海历史之最。而筹措拆城所需巨款，将城基下土地，由上海市民出价承领。

    大半废止

    国内即时跟进的还有风气颇新的广州。陈炯明治下，规画“新广州”来得更生猛。“西关地方，拟改作商场，现有之住家一律迁入城内”，整个广州城内修筑一条十字大马路，南北东西贯通，“路阔百二英尺”！那岂不是有30多米？现在广州无如许阔之马路，大约陈都督去职后，此计划并未彻行。

    上海的拆城运动，发生了一些事故。6月2日，尚文门左近的城墙，拆除中发生坍塌，“当场压毙小工三人，压伤二人”。同时也有人提出，老北门城根，有一座“外国坟山”，修筑马路必须翻动。如果是中国坟山，好办，限时迁葬就是，外国人就难办。

    与此同时，《申报》的报道姿态也出现了有意思的变化，似乎不再那么坚持拆除城墙。1912年6月7日报道湖南长沙计划拆城，理由也是“修筑马路，以利交通”，但是一来军方反对，痞徒又从中挑拨事端，二来政府经济极端困窘，中央禁止各省自行借外债，湖南确实没有实力拆城，长沙也不可能像上海那样，靠民间购买土地来筹集资金。都督谭延闿只好出示安民：“照得拆城之举，现在并不实行。”颇可玩味的是《申报》的报道题目，叫做《湘都督保全名城》，隐含赞赏之意。

    利与弊

    各地的拆城后来大半废止，只有上海，依傍着欧风美雨浸润，拆城工程从1912年7月全面动工，至1913年6月完工。北半城变成一条大马路，长八百五十丈，名为“民国路”，南半城变成另一条大马路，长八百九十丈，名为“中华路”。论者赞为：从此上海旧城内外、华界租界联为一体，奠定了上海新城市的基础。

    如果只从商业、交通、卫生等工业化因素考虑，拆城无疑是一种正当之举。1912年，并无“物质文化遗产”一说，高厚的城墙甚至被视为专制王朝的象征。反对者也不会从文化意义立论，只要经济条件允许，拆城势在必行。

    有意思的是，早在1912年2月，路政处勘察城墙时，就已指出：平房必须拆迁，“所有造在城上之庙宇，如振武台仍拟设法保存”。因为有振武台(关帝庙)，这一小段城墙保留了下来，成为“新上海的古迹”。

    （《周末》2018.12.27 杨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