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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授予100人改革先锋称号，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袁隆平毫无悬念地位列其中。仅仅在1976年到1980年5年间，我国杂交水稻累计播种面积达2亿5千多万亩，增产粮食260多亿斤，平均每亩比其他良种增产100斤以上。中国人的饭碗一定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对此，袁隆平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对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有过高度评价：“你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我们这项事业是造福祖国人民，造福世界的一项事业。”
——编者
2007年5月13日，湖南省湘潭县泉塘子镇“湖南超级杂交稻‘种三产四’丰产工程示范基地”一望无际的稻田旁，棋盘村农民陈德云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起心里话。时年61岁的他曾经饱尝饥饿的滋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只有十四五岁、正在长身体的陈德云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吃顿饱饭。1995年，他家4亩多责任田第一次种上“新香180”杂交晚稻。那一季，每亩收了550多公斤稻，比往年增加150多公斤，多收入200多元。也就在那一年，到粮站卖粮的陈德云一边喜滋滋地数着钞票，一边听别人提起“袁隆平”这个名字。
袁隆平为何能成为一个时代的改革先锋？这恐怕要从四十多年前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开始追寻答案。
深入生产实际，和农民群众相结合
多年来，人工杂交水稻研究一直是各国科学家难啃的“硬骨头”，许多水稻专家都在这道难题前碰了壁。他们得出结论：像水稻这样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的“单颖果植物”，利用杂交优势，必然制种困难，无法应用于生产。然而，谁也没想到，1953年8月，湖南省安江农校新来的一位年轻教师日后推翻了这个结论——他就是刚从西南农学院毕业的袁隆平。
1960年，大饥荒犹如洪水猛兽席卷了中国大地，袁隆平和他的学生们也同样面临饥饿的威胁。“不解决吃饭问题不行。这个想法至今仍然牢牢地扎根在我的头脑中。这是驱使我孜孜不倦地研究提高粮食单产方法的最大动因。”袁隆平后来回忆道。
1960年7月，袁隆平在学校试验田偶然发现一株穗大粒多的“天然杂交稻”，由此，他联想到，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天然杂交稻”，只要探索出其中的规律，就一定能够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也一定能够将这种杂种优势应用到生产上，从而大幅度提高水稻的产量。顺着这一思路，袁隆平用几年时间逐渐勾勒出解决这道世界难题的蓝图：利用水稻雄性不育性培育出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然后利用“三系”进行循环杂交，就能完成不育系繁殖、杂交稻制种和大田生产应用这样一整套“三系”杂交水稻生产的程序了。
1981年，袁隆平等人发明的“籼型杂交水稻”获得我国首个国家发明奖特等奖。同年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出席籼型杂交水稻特等发明奖授奖大会并发表讲话。“我们党一贯提倡农业科技工作者深入生产实际，和农民群众相结合，已经创造了不少好的经验和研究成果。杂交水稻的迅速育成和推广，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寥寥数语，便深刻点明了杂交水稻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突破并成功推广的一大原因。
杂交水稻是用不育系同矮秆良种杂交而成，它的后代不仅具有杂种优势，而且仍然保持矮秆和抗倒伏的优良特性。而且，在育秧技术中，吸收了常规水稻的培育壮秧经验，发展到杂交水稻培育分蘖秧，大大减少了用种量；在制种技术中，总结运用了群众的“旱控水促”的经验，解决了花期不遇问题等。在方毅看来，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繁殖制种和栽培技术，都是吸收了群众经验加以总结而取得成功的，“实践证明，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农民群众相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同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经验相结合，是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正确道路”。
社会主义大协作的胜利
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杂交水稻之所以能够很快地研究成功并大面积推广，还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胜利。
“袁隆平知道，要取得杂交水稻试验的成功，必须寻找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等稻种，使‘三系’配套起来。这是一项重大的实验，靠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一定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靠大协作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着这一实验的‘轮子’，飞快地转动起来，呼啸着前进。”1981年6月7日，光明日报记者林玉树、陈一超在《探索者的道路——记著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中如是描述袁隆平当时的内心想法。
1970年冬，袁隆平等人历尽艰辛，发现了野生稻雄性不育株以后，就同兄弟省市的十几个单位开展协作。他们不计个人名利，把来之不易的成果贡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向协作单位传授技术、提供材料。大家通力协作，经过短短的3年时间，各地就先后育成一批保持系和恢复系，实现了三系配套，为杂交水稻用于生产创造了条件。
这个研究项目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的组织下进行的，参加协作的单位有100多个，遍及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参加工作的科技人员则数以千计。可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协作，才赢得了科研工作的高速度，赢得了推广成果的高速度，赢得了农业科技工作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高速度。
党的阳光雨露养育了这朵奇葩
有人难以理解，中国的杂交水稻竟能在“文革”这样的非常时期取得重要突破，为什么呢？
“这其中原因有很多，像同事的精诚团结、各地百姓的密切配合……但我更想说，是党的阳光雨露养育了杂交水稻这朵奇葩，我由衷地感谢党的好领导。”200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立80周年，搞杂交水稻研究已经37个年头的袁隆平如此情真意切地回顾自己走过的路。
1966年，他把试验结果写成“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文章发表在《科学通报》后，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立即致函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指出杂交水稻研究很有意义，要求省科委和农校给予大力支持。这一纸文函起的作用不可小觑，它使袁隆平在“文革”的暴风雨中得到了少有的顺利进行杂交实验的机会。
此后，虽然“文革”来袭，但湖南省科委仍把“水稻雄性不育”正式列入省科研项目，拨了600元的科研经费。省农业厅还同意将李必湖、尹华奇两名学生留下给他当助手，搭起了科研小班子。
令人欣慰的是，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和试种成功以后，并没有沦为展品、样品，而是迅速得到推广应用，转化为生产力。据袁隆平回忆，这要归功于一批热心扶持杂交水稻的党的领导干部，“如原省农业厅厅长、省农科院院长陈洪新同志，他不辞辛劳，深入到湘南十几个县宣传发动，并与有关领导同志一道研究，制定了大面积种植杂交水稻的周密计划”。1975年冬，国务院领导作出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的决定，国家投入大量人财物力，一年3代易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发展杂交水稻。
“从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到全面推广，从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顺利建成到蓬勃发展，这每一件事都体现着党的关心和培育。我常想，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科研能在国际范围内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呢？就在于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实事求是的党。”这是袁隆平的肺腑之言。
（光明日报记者 张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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