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弹琴

    ■刘文

    母亲经常说是我非要缠着她买下那架黑色的珠江钢琴。

    是吗？我努力追溯童年的记忆，只记得邻居装修那阵，楼道里堆了很多锤子锯子这样的工具，我每次上楼的时候，都想顺便把钢琴砸掉。

    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让小孩学习乐器的浪潮突然席卷了我生长着的江南小城。先是有几个孩子开始学乐器，后来，听说乐器特长可以在择校的时候加分，所有家长生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彼时，常州还没有厉害的钢琴老师，母亲和我，她的好朋友及女儿超超，因此开始了每个周末远征无锡的旅程。

    我们周六早晨天刚蒙蒙亮就要起来，抄一段位于田边的旧路，跨过一个又一个泥塘，去坐每十分钟就要停站的绿皮火车。有的时候火车人满为患，母亲找陌生人接应，先将我从窗口送进去，再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挤上来。

    音乐学校在教堂边上，逢特别节日常常举办演奏会。每一次为了上台演奏而举行的选拔，都是一场漫长的噩梦。

    母亲对待我的钢琴课认真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她的情绪完全被钢琴老师对我的评价控制。说我弹得好，她接下去一周都会情绪高涨，随时笑眯眯，时不时秤点儿大白兔奶糖回来。如果我被批评，她则连续一周都像颗一点就响的炸弹。

    我因为弹琴挨过不少打，既被皮带抽过，也被扇过耳光。母亲天天晚上坐在琴凳边，一边打毛衣一边监督我弹琴。每弹错一个音，她就会用毛衣针扎我的手指。母亲乐感很好，听觉灵敏，任何错音都无法逃过她的耳朵。随时可能被惩罚的恐惧让我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童年生活中有许多外婆做的美味，也看过山河壮美，但留在记忆中最久、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那些不知道毛衣针什么时候扎下来的未知的恐惧。

    二

    学琴那几年，一到晚上六点，家里就有种如临大敌的气氛。因为钢琴和电视机在同一个房间里，父亲只能看“哑剧”。有时母亲出门，父亲便会把电视音量稍微调大一些，我就是那样半听半猜，“看”完了《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蒙蒙》。外婆心软，看不得我被打，总是一边做晚饭一边仔细聆听琴房里的动静。我一哭，外婆就会扔下锅铲，冲进来，挡在我面前。

    超超是音乐学校的明星，识谱能力强，手指灵活，练习又刻苦。每一次演奏会，她总能在最前面做领奏。只有在她弹完最出彩的独奏部分之后，我才能在舞台的最边角，作为群奏中的一员，弹上一小段。

    母亲总是把我和超超比较。我们为此争吵了很多年，每天都在恶语相加，每天都在伤害对方，彼此筋疲力尽。几年后，乐器特长不再是加分项，无论我还是超超都没有因此占到便宜。母亲和我约定，当我考出十级，我就可以再也不碰钢琴。

    15岁那年，我终于磕磕绊绊过了十级，之后立刻停掉了所有的钢琴课，什么肖邦、巴赫、李斯特，我很轻易地将他们忘记，丝毫不觉可惜。母亲曾经旁敲侧击地问我想不想再练几首适合表演的曲子，将来可以秀给同学同事，我因此担惊受怕了好些天。之后十几年里，我读书、工作，从未对人提起我会弹钢琴，也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弹奏。  

    三

    几个月前，母亲突然说要把我的旧钢琴从外婆家搬到新房子去，又把我20多年前的琴谱一本一本码在钢琴上面。她发她弹琴的视频给我看：单手，缓慢的，一个又一个地按下琴键。“之前看你弹琴感觉很容易，自己弹才觉得那么难。”她说。“我早就告诉你很难学了。”我回答。

    我以为她只是心血来潮，没想到她每天都在练习，能弹的曲子也越来越多。十多年前她带着我去无锡学琴时那种紧绷又疲惫的姿态不见了。她不再是那个为了虚荣而让我学琴的母亲，而成为不停追寻爱好与梦想的“酷”者。

    其实一开始喜欢钢琴的就是她吧，我想。

    （《解放日报》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