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红军跳崖的悲壮往事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63岁头发花白的陈德昌每当轻声哼起这首歌，心中总会升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情愫。

    这首曾流传于中央苏区的民歌《当兵就要当红军》，是他的父亲生前最喜欢的歌曲。有时他也在思索，父亲唱歌时的心境。或许，那些跳崖牺牲的战友们，会在低沉的旋律中，都活过来吧。那是一段尘封已久的悲壮往事。

    宁可死，也绝不打老百姓

    陈德昌的父亲叫陈世荣，原名何步荣，出生于1915年，籍贯湖南郴州市汝城县，9岁父母双亡，12岁参加游击队，从家乡出发到达井冈山，在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任司号员。

    1934年8月,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两个师六个团共计9700余人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陈世荣当时19岁。

    10月5日，红六军团五个团进入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

    石阡位于贵州省东北部、铜仁市西南部，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石阡县是仡佬、侗、苗、土家族等多民族聚居地区，同时受到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影响。

    7日，红军遭遇桂敌，甘溪战斗失利，红六军团被截为几段，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重围。部队分头突围转战，15日抵达龙塘朱家坝，准备从板桥渡石阡河去印江，不料被敌军先抵板桥设防，敌我咫尺。

    16日，困牛山战斗打响。军团从朱家坝向南转移，拟二进甘溪出石阡。红十八师师长龙云和五十二团团长田海清率800多名红军战士断后，目的是拖住全部敌军和地方民团。

    困牛山山势南高北低，随处可见悬崖绝壁，像一头巨牛静静伏卧着。当年的石阡百姓还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为防止野兽侵袭，每年烧山，山上杂草丛生、树木稀少。困牛山南、西、北三面有黑滩河环绕，只有东部的地势稍缓。南端的虎井沟,宽不足10米，长约300米，靠着困牛山的悬崖,最高有70多米。

    陈世荣生前向家人回忆，红军刚上困牛山就听到土匪打枪，发觉被埋伏。红军与敌血战，师长龙云率200余人冲出重围，但由于头一天部队误食桐油，很多战士拉肚子，加之老百姓被敌人裹挟走在前面，不便展开战斗，团长田海清壮烈牺牲，部分红军一步步被逼到虎井沟悬崖边。

    “当时他们连长喊，把枪甩下河去，一起跳崖，我们不能落在敌人手里。”陈德昌说，“父亲说，跳崖的时间在下午，他知道崖很深，但他怕伤到老百姓，没有狠狠地打，他也不愿做俘虏，宁可跳崖。”

    陈世荣个子小，又拉肚子，浑身没劲，跳下去就被一根藤缠住了。等敌人散去，第二天天快亮时，他抓着藤从虎井沟爬出来，把身上的号和马灯藏起来，沿着黑滩河往出走。

    一起爬出来的还有两个幸存的红军战士，他们到川洞就分手了。陈世荣从川洞打石场走到水井坳后，被土匪捉住要杀，一个路过的地主说:“他还是个娃娃，杀他搞哪样，杀了是滩血”，把他救了下来。后来陈世荣被当地人陈国善收养。

    “我爷爷见到我父亲的时候，我父亲头上的弹伤都生了蛆，后来我父亲改了陈姓，定居在马槽溪村，在这成了家，一直给我爷爷养老送终。”陈德昌说。新中国成立后，陈世荣担任农会主任、大队书记27年，他后来又认识了两个幸存红军，他们一直有往来，每年都要去跳崖的地方祭奠战友，直到陈世荣2001年去世。

    红军跳崖人数在100人左右

    当年的困牛山村属于石阡县和思南县的交界地带,两县对这段悲壮的历史都没有记载,因此一直尘封着。上世纪70年代,当地公社还组织群众下河打捞红军战士遗骨,但很少被外界知晓。

    2001年,38岁的杨又铸任石阡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困牛山战斗相关资料,他问身边同事:困牛山到底在哪?没有人能说清楚。

    杨又铸曾在乡镇工作,有不少熟人朋友,他就托人四处打听,后来听说龙塘镇有困牛山这么个地方。“我在龙塘镇找到困牛山村,一去就碰到一个90多岁的老人,他亲眼看见红军跳崖,还有其他目击者,他们带我去看了跳崖的地方。”杨又铸说。

    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杨又铸走访了困牛山村及周边十多个村庄的100多名亲历者、亲历者后代和幸存红军后代。其中,目击当年红军跳崖的村民9人,都已八九十岁高龄,而能确认身份的幸存红军已全部离世。

    在走访中，蔡应举、滕久全、安天明、姚祖华、张著明等见证者，向杨又铸回忆了让他们毕生难忘的困牛山战斗:那天，他们听到“黑滩河沟里枪声嚯嚯地响”“首长(团长田海清)被打死,红军战士放声大哭的声音”。看到跳崖的净是些十五六岁的娃娃,跳崖牺牲的红军“一窖窖”(意思是“一群群”)，“一个红军飞下崖去屁股插在树桩桩上”。

    你一言我一语，尘封的历史越来越清晰。有人说，红军到了困牛山，给孤寡老人田大娘十多块大洋，还有人说，住宿卢万培家屋檐下的红军走时留下一段黄州白布。

    “这些老人回忆，红军不怕死，与敌人肉搏，打穿制服的敌军一枪一个准，只是不打拿棍棒的百姓，把枪打得很高。”杨又铸说。困牛山战斗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虎井沟河边一带，到处都能见到红军烈士的遗骨。

    据贵州省党史专家综合分析党史、军史资料、历史档案记载,以及实地走访调查和考察，红军跳崖人数在100人左右。

    当地群众安埋红军尸骨

    国民党军队离开后,群众明白红军并不像国民党说的那样，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出来救护红军，待伤病治好，体力恢复后，又送红军上路到印江县寻找主力部队。除了陈世荣，被村民主动救了下来的红军还有很多。群众不怕国民政府查办，收藏红军遗物、安埋尸骨,传颂红军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失散红军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爱护。2004年是红军长征出发70周年，杨又铸拿出自家准备购买小轿车的10万元，自费出版了心血著成的《困牛山红军壮举》一书。

    “据我们所知,这是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发生的最大规模的跳崖壮举。”贵州省长征研究专家、遵义医学院教授谷松岭说，困牛山红军跳崖，是爱民壮举、民本壮举、英雄壮举。

    （《新华每日电讯》11.16 李惊亚 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