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缺席的药物防艾

    HIV阻断药，也称暴露后预防用药，英文名称PEP。在发生高危暴露行为72小时内，它可帮助人们有效阻止HIV病毒感染。三年来，防艾志愿者寥寥陪伴着许多惊慌失措的年轻人，吃下了人生的“后悔药”。

    11月23日，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中国存活艾滋病感染者的数据：125万。每年新发感染人数在8万人左右。

    “形势急迫，一定要抓紧。三年来，培训上我讲的最多的就是药物预防。”北京地坛医院张福杰教授告诉记者。

    HIV阻断药效果好

    “地坛医院2005年到2017年，在对HIV病毒携带者手术的过程中，发生过86例的职业暴露，通过HIV阻断，没有发生一例感染。即使对非职业暴露的就诊者，也没有发现失败的病例。”地坛医院张福杰教授说。

    在北京打工的男同性恋者王强就是成功阻断HIV的就诊者之一。

    2017年春节，王强在交友软件上认识了一个人，“他说自己身体健康，当时我觉得只要安全措施做好，就不用担心。”但让王强没想到的是，发生关系时，对方摘掉了安全套，直到结束时他才发现。

    王强说，当时对方还装作自己不知情，一直表示自己绝对健康。当王强提出用HIV试纸来给对方做检测时，对方开始表现出不配合。

    “在我找采血针的时候，他拿起试纸谎称要看一看，却偷偷用指甲破坏试纸。”王强回忆当时的情景，采血针一时找不到，情急之下他用缝衣针给对方采血，当他再拿起试纸时，发现试纸被扣去了一块。

    “我脑袋轰的一下，他肯定是了。”

    十五分后，检测的结果确实是两道杠，对方疑似感染。据王强描述，结果出来后，对方夺门而出，而他一直在强迫自己镇静。几天后，对方在交友软件上告诉王强，他是感染者，他活不长了，王强一定也跑不掉。

    对方不知道的是，当时的王强已经在服用HIV阻断药了，28天的疗程过后，医院的检测结果显示阴性，王强躲过一劫。

    事情已经过去一年，王强仍记得每一个细节。“怎么会忘？在获救和感染之间，我熬着挨过一个个白天和黑夜”，王强说，“最终PEP让我获得了重生。”

    阻断药国家还未允许使用

    来自河南小县城的肖安，和王强一样，对方在隐瞒的情况下摘掉了安全套，所幸他及时服用了PEP。但对不了解阻断药的人来说，就只能被动与HIV病毒“赌博”。

    在恐艾吧中，常常有人在发生高危行为几天后才感到害怕，发帖咨询，贴吧里的志愿者只能遗憾的告诉他HIV阻断药已经过了适用时间。

    25岁的程洋西在几年前发现男友出轨后，选择以同样的方式来表达对男友的愤怒。但就在那一次和陌生人的一夜情之后，他感染了艾滋病。“发生意外之前，我对PEP没有了解。”程洋西说，来到北京加入公益志愿者组织后，他才知道了阻断药，以及暴露前预防用药。现在，他在一家教育机构工作，周末也要加班赶工。

    “我要求必须戴安全套，但他一开始欺骗了我，被我发现后才照做。”两周后，检测结果显示，程洋西被感染了HIV病毒。“为什么是我？当时我想到了自杀，觉得自己被世界抛弃。”但程洋西最终没有自杀，而是一个人什么都没带，离开了南方。

    为什么是我？是很多感染者被感染后的一个反应。迄今为止，安全套仍是最有效的保护措施，但在双方地位并不对等的性行为中，比如权色交易、商业性行为，安全套往往得不到严格的使用。

    对于持续面临感染艾滋病高风险的人来说，暴露前预防用药比HIV阻断药更适合。

    暴露前预防用药，2012年7月被美国食药监局批准成为一种防艾手段。高危人群可以通过连续每天或间隔服用单一的或复方的抗病毒药物，预防艾滋病毒感染。

    2015年底，世卫组织新版的艾滋病预防指南中推荐：“口服暴露前预防（PrEP）用药应作为额外针对有潜在HIV感染风险人群的联合预防艾滋病方法之一”。

    美国的研究人员评估发现，美国的一名男同性恋，一生中有六分之一的概率被感染。3亿多美国人中，有超过100万人的高风险人群适用于暴露前预防用药，而中国没有类似的研究。

    “美国在没有将暴露前预防用药纳入预防策略时，每年新发感染稳定在5万左右。该措施开展后，新发感染数据出现了下降。”张福杰教授说。

    张教授表示，地坛医院目前还不能给就诊者开暴露前预防用药的处方，因为国家没有批准药物的这一用途。国内目前只有相关的实验项目，临床方面并没有被允许使用。“暴露前预防用药如果有人咨询我们会解答，但都会告诉咨询者目前没有官方的用药指导。”志愿者寥寥说。

    药物防艾的知识需要普及

    PEP在中国的普及率不高，即便大城市的男同群体，也并非人人都了解，而一些小城市，可能一年都碰不到一两个阻断案例。天津疾控中心柳忠泉医生指出，HIV阻断药在实践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受众人群知晓率低。

    王强和肖安虽然服用过阻断药，但发生意外前也仅仅是知道而已，具体去哪里接受阻断，如何阻断，并不知情。

    “目前主流宣传中，没有针对HIV阻断药的详细介绍。”志愿者寥寥说。在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中心男同性恋干预工作指南中，也仅仅提到“发生意外后向专业人员寻求帮助。如有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HIV阻断药来进行阻断。”

    王强回忆，当时他决定前往医院购买HIV阻断药时，给附近的几家医院打了电话，但表示没有这种药物，他们无法处理此类事情。最后他在网络上疯狂搜索，并继续给几家公益机构打电话，终于找到可以提供帮助的志愿者时，距离他发生高危行为已过去一个半小时。资料显示，阻断药最好的服用时间是2小时内。

    当志愿者给王强做完风险评估，他去往约定地点取药的路上，又花了一个多小时。“当时就觉得北京太大了，还好是春节，不堵车，否则感觉要死在路上。”王强从发生意外到吃下第一顿药，花了4个小时。而肖安仅仅检测出对方HIV抗体呈不确定性，便已过去48个小时。他连夜打车去了郑州，当他服药时，时间已经过去了60个小时。

    HIV阻断药的价格大概在3000到4000元，对于经济窘迫的人来说，钱是他们需要解决的另一个困难。今年10月27日，中华医学会发布的2018版《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中，首次增加了暴露前预防和非职业暴露阻断的内容，提出为高危人群提供预防HIV感染的咨询服务与暴露前预防的定义。

    “预防药物获批还需要时间，药物防艾的知识也需要普及，一定要抓紧。”张福杰教授说，“两个星期前我还在和政府说，形势已很急迫，药物防艾在中国开展不起来，对于我们防控艾滋病很不利。”

    （《北京青年报》11.28 史向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