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不复归

    ■张攻非

    戴高乐说，一个人脑子里逝去的朋友比活着的朋友多，那就是真老了。我还没老到那个份上，但在脑子里的相册，消失的朋友逐渐多起来。我这辈子朋友很多，朋友就像读过的书，有的读过留下个印象，有的是一生的陪伴。鲁迅书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交友追求的是“知己”，是“同怀”。我的老战友、老朋友、老舰长安立群是我永远的怀念。

    2008年2月初春，75岁的老安，踏着飞雪铺满的白净净的路，走向另一个世界。我与他的交往，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45年没有间断。他人生的起起伏伏常常让我感慨唏嘘。他是海军司令肖劲光树立的的优秀干部典型，“文革”中肖劲光受迫害，他也不能幸免，被审查被下放农村劳动，经历长达8年多的磨难。1973年邓小平复出抓整军，他被重新启用担任了海军舰艇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四人帮”粉碎了，但乱军的余毒一时仍在延续危害。南海舰队的一艘大舰爆炸，而那正是西沙之战的战时区域，安立群被紧急派往出事的驱逐舰支队当支队长。严格治军，实战训练，团结官兵，同舟共济。不到两年时间，驱二支队锤炼成海军先进典型。他用忘我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运势。先被破格提升为海军副参谋长，而后又晋级为参谋长。我常到部队，听战友说他是公认的海军接班人。

    1989年，晚报副刊部的同事严建平给我看香港《广角镜》杂志刊登的一篇罗列中国海军将领的文章，这中说：安立群是海军中最年轻、最有威望的将领。我立即复印寄给老安，我没觉得这是好事，老安说是帮了倒忙。果然，有功高之果，必有遭忌之然。老安被“无理由”降职降级到东海舰队任职副司令。自古忠良都是有血性的人，有血性的人对“无理由”不可能不心伤，宣布命令后，老安约我到北京聊聊。我只能去宽慰，宽慰只能讲我父亲及其朋友们的遭遇。我讲到阎宝航。阎宝航1947年撤到解放区，担任辽北省省长，陶铸是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阎宝航的职位仅仅是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同样的“无理由”，史页上书写着一页又一页。

    老安到东海舰队以后，宁波与上海邻近，我们彼此的交往更多了。我到宁波，必去东钱湖舰队司令部看他，吃一餐海军饭；他到上海，也会到我家，吃一顿家常菜。他不应该只活到75岁，但也许他是让自己的魂魄早些安息在广阔无垠的大海吧。

    仅仅两年之后，也是在春天，又有悲痛降临。2010年3月2日晚上，孙起孟伯伯的秘书张玉江突然来电话告诉我，孙老仙逝了。这一天，正好是孙伯伯生日。上午，贾庆林代表中央向孙老祝贺百岁诞辰；下午，孙伯伯病情恶化归天，胡锦涛等到北京医院向遗体告别。百岁生日与驾鹤西去同为一天，这是老天安排的最赋诗意的巧合。

    第二天，各报发布了中央的讣告和生平评价。我们从中认识了孙起孟的百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经历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年代，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留下无尽隽永而壮美的诗篇。他的一世，为党、为国家、为民族鞠躬尽瘁，毫无私利，毫无奢华，堪称世人楷模。我抓紧买了飞机票，我要代表母亲和全家向孙伯伯作最后的告别。

    3月9日一清早，我赶到北京医院。北京医院设置了灵堂，医务人员将在这里举行告别仪式。我久久站立在孙伯伯的遗体旁默哀，脑海里闪过无数与孙伯伯交往的画面。他两年多前最后一次住院，我去看他。当着他的家人和看望的人，他突然交待了一句话：我们这些人的后辈，最有出息的是攻非。我懂得，他所说的出息，是无私和苦干；他所寄托的，是后人的淡泊名利。我再一次去探视孙伯伯，他已昏迷多日，身上满是输液管。他的二女儿昌华，在他耳边轻轻地说，攻非来了。他猛地抓住我的右手，笑出声来。笑声惊动外间的医生，冲进来厉声把我赶出病房。昌华追出来向医生解释：我爸爸看到攻非就高兴。他已经意识模糊了，但在心灵里还有一个清楚的我，这是何等深沉的厚爱！

    他对我这个后生晚辈的每次建议绝不敷衍了事。2003年，我去厦门。面对金门马祖的海滩上，仰望矗立着的巨幅标语牌，上书的八个大字：“一国两制 统一中国”，让我静思良久。我对同行的朋友说：如果改成“一国两制 中国统一”，是不是更有益于两岸同胞接受？我去北京，将这个想法对孙伯伯说了，孙伯伯很赞成。我没有料到，孙伯伯很郑重地向上层做了反映。尽管回复是领导人题词不能改，我仍感动不已。

    没有孙伯伯的鼎力推荐，我不可能进新民晚报；没有孙伯伯的扶植和信任，我不可能做好那么多的事情。孙伯伯离去，我此生再也没有熟悉和敬仰的老前辈了。

    （选载二十六）

    （《命运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