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首都公安改革

    上世纪70年代末，首都公安恢复重建。全局上下是一种朝气蓬勃、大干一场的气氛。张卫华正是在改革开放前夕加入公安队伍的。

    1978年，23岁的张卫华进入北京市公安局研究科，在《首都公安》杂志当编辑。长期从事文字工作让张卫华有了纵观全局的眼界，在他看来，“首都公安的发展就是新中国发展的缩影”。

    1991年，北京市公安局正式成立法制宣传处，张卫华担任副处长，之后任处长。1983年至2001年期间，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北京市公安局先后开展了三次“严打整治”斗争，张卫华都曾是亲历者。

    在张卫华的印象里，受十年特殊时期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治安状况一度混乱，抢劫银行、白宝山重大连续杀人案等严重危害首都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时有发生，当时首都公安的主责就是打击犯罪。“经过第一次为期三年多的‘严打’斗争，北京成功破获了一大批重特大刑事案件，收捕各类犯罪人员4万余人。打掉流氓、盗窃、抢劫等犯罪团伙2000多个，抓获团伙犯罪成员9000多人，有效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保卫了首都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张卫华说。

    在第一次“严打”后，为巩固成果，北京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举办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展览，张卫华全程参与展览的筹办，是展览的总撰稿。

    “那次展览持续了近5个月，参观群众达到90多万人。当时就可以感觉到，首都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群众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勇气和对公安机关的信心也明显增强。”回忆过往，张卫华欣喜地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深入参与各种国际组织的活动，北京奥运便是其一。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宣布结果当天，北京百万市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及中心城区，场面沸腾。而作为首都公安机关，在为之振奋的同时，考虑更多的则是奥运安保这一重大课题。彼时，张卫华结束了基层公安分局的任职，回到市公安局办公室任主任，奥运安保成为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申奥一次重大活动中，一名外国记者强行穿行警戒带，冲进临时管制区抢新闻，被现场执法的民警强制带离。之后，外国媒体就此事刊登了大量报道，说中国办不了奥运会。

    “这件事情其实反映出，我们当时的执法思维还是对抗式的，如果要保卫奥运会这样的大型赛事，首先在观念上就要向服务式转变。”张卫华说，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指挥系统需要现代化、公安民警素质需要现代化、警务装备需要现代化，可谓是全方位的系统工程。

    “那时，我们对安保的各项问题都尽可能想得周到。比如，民警执法遇到挑衅怎么办，涉及国家主权、民族习俗这些问题应如何应对等。针对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又研究了140多个政策，统称为‘尺子政策’。”张卫华解释说，所谓“尺子政策”，就是安保民警的工作标尺，民警站是什么站相、坐是什么坐相、如何对待观众、怎么回答问题、休息时去哪里等，“尺子政策”都给出了“尺子规定”。

    “奥运赛事最后一天，我记得是博尔特参赛，那天他还过生日。赛事结束后，赛场内观众们秩序井然地给博尔特唱起了生日歌。我站在场地里，对旁边一名年轻民警说，‘你看，咱们举办的这届奥运会多好地体现了平安奥运与人文奥运的理念’。听到我这话，旁边我们一个主任的眼泪就下来了。”张卫华说，“我知道，他的眼泪中蕴含着做这些工作的心酸和不易。”

    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也给公安工作带来了很多创新。在此之前，公安工作有很多是禁区；北京奥运结束后，公安工作与国际更接轨，执法理念更加开放，民警学会了在聚光灯下开展工作。“如今，哪里有勤务都会事先告诉老百姓，执法理念和方式都和过去有了很大不同。”张卫华说。

    退休后的张卫华担任了北京市警察协会主席，令他感到欣喜的是，曾经的“指挥系统需要现代化、公安民警素质需要现代化、警务装备需要现代化”——这三个在奥运安保时让他们备受困扰的问题如今已经迎刃而解。近年来，公安改革正稳步有序推进，警务工作整体取得重大进展和突出成效。

    （《法制日报》11.7 黄洁 张雪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