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的中国报道

    说到外国驻华记者，人们或许对美国人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译《西行漫记》）最熟悉。人们有所不知的是，早在清末就已经有外国记者向西方系统地介绍中国了，这是从一个澳大利亚人开始的，他的名字叫莫理循（G.E.Morrison）。

    1897年，莫理循35岁，被英国《泰晤士报》聘为首位专职驻华记者，只身来到北京上任。自此，清末15年间的天翻地覆、世事流转在他的笔下渐次铺陈——列强19世纪末在华的利益争夺、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图谋、义和团运动、北京使馆被围、八国联军进京、庚子议和、清末新政、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清帝逊位、铁路贷款谈判、满汉官员沉浮……莫理循多达四十余万字的清末报道为读者揭示了一个英语语境中的近代中国，细节丰富、形象真实，耐人寻味。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和一众心腹离开紫禁城，仓皇“西狩”。至1901年9月《辛丑条约》最终签订，莫理循密切跟踪谈判进展，揭示中外协商各项条款出台的背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辛丑条约》所定赔款数额与偿付方式的最终出台基本上由列强一方主导，但列强各国在此中的表现并不一致：俄意狮子大开口、英国不甘落人之后，日美则相对温和。清政府作为中国国家主权的代表，在与外方进行关乎国之生死的重大谈判时，经常给人一种“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本末倒置的感觉。当时清政府最关注的，不是商约、不是炮台被削、不是武器禁运，也不是外国士兵驻防京师，而是几个王公大臣的性命。清政府在偿付年限上作出的一点主动要求，虽然顾及了政府的颜面，但实际上为人民带来了超其所限的沉重。

    莫理循痛批当时联军入京后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德国。1900年8月14日，各国联军攻陷北京，在北京分区而治，德军比别国军队晚到数日，当时京城中有传闻说德军进城后将采取屠城政策，经各国阻拦，未能实现。当时在各国管辖区内的居民为了自保，会在家门口插上一面白旗，“旗上即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或者按照某国国旗样式，仿做小旗，插于门前，以免洋兵进门搜刮掳掠之祸。莫理循多次以“在直隶的德国人”为题，指出德国“不是在遏制而是在制造混乱。虽然名义上以和平处之，德国实际上正在掠夺这个国家，牺牲了很多无辜的生命”。“如今，各国正在和中国人谈判，谋求能和中国人重归于好，但德国人却忙着把科举考试考场建筑物摧毁，木柴用来烧火，砖头则用来盖德国警察驻所。”当时的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下令将耶稣会士建立在北京城墙上的天文仪器搬回德国和法国，莫理循对此备感痛心，指出这些天文仪器“在长达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北京城的主要荣耀之一。它们是如此漂亮，以至于把所有与外国人有关的东西都不留情面地摧毁的中国人，都没对它们下手”。这些仪器最终一半运去了柏林，另一半运去了巴黎。瓦德西和德国政府因此在德国国内受到了严厉的舆论批评和质询，最后德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将仪器归还清政府。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清政府当时因为财力等原因竟然拒绝接收。

    二十世纪头几年，清政府施行的西式新政给中国社会吹来了一丝新风，莫理循报道敏锐地捕捉了中国社会的点滴新变化。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夫人萨拉·康格记录了她所接触的慈禧和皇亲贵胄：“太后正在学英语，去皇宫之前我就听说过此事，见面时我一直在验证她努力的成果。”在一次与嫔妃、格格等宫眷的聚会上，康格夫人注意到“每位中国女士都已学会清楚地说出‘Good-bye’，并微笑着和我们告别”。慈禧和宫眷尚且如此，民间对英语的热情可以想象。在莫理循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们对西方资料的需要大大增加。现代的、健康的、有指导意义的西方文献以吨计引入中国，日本和上海的出版社活动频繁，巨变正在进行中”。

    随着中国国内民族意识的觉醒，当时各地民众发起了“收回利权运动”，许多西方人认为这是中国新一轮的排外浪潮，莫理循则为中国人鸣不平：“欧洲的报纸总是谴责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的呼吁，这个运动预示着国民意识的觉醒，它需要的是友好的指引和鼓励，而不是一味的谴责。”“只要想想1900年时各国列强是如何残酷地打击直隶省，就能更平衡地看待这股潮流，只要记住中国目前得付出多少不公正的赔款，尤其是铁路毁坏被迫付出的赔款，就能知道中国渴望回购自己的铁路是不无道理的了。”英国《泰晤士报》当时在英文报界是当之无愧的翘楚，因此莫理循的中国报道经过西方世界其他英文报刊的转述，在世界广为传播。

    （《北京晚报》10.30 陈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