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

    不知是哪一年，一个关于教师下放农村的政策下达，母亲不可避免地被排上了号。学校原本是把母亲派往金龙乡的，因为父亲还在金龙中学教书。但母亲坚决不从，她知道在乡下生活，远比城里艰难得多，何况她还要养育我和两个弟弟。她只好选择到外公所在的生产队里做一名菜农。毕竟，那里与原住地近一些。

    我外公的家就住在城南唯有的一条街——利民街里。那间房子，是一间简陋的茅草屋，屋门前就是街道。直直的一条街，东西走向，就在丽江边上，与对面的龙江街遥遥相望。

    当母亲带着我和二弟、三弟来到外公家落脚时，外公始料不及。外公家很窄，只有一间用木板围起来的卧室，里面有一张床，其余为厨房和客厅。其实根本就没有厨房和客厅之分，两处都是相连的，空空荡荡，无甚摆设物。如此环境，实在没法安置我们母子四人，母亲只好带着两个弟弟到街上的亲戚家住，让我跟外公做伴。她白天出去做工，只有在午饭和晚饭时我们才在一起。

    当年，外公肯定估计错了。他们逃亡越南海防不成，回来没几天，龙州便解放。1952年，外公先是和我姑爹一起被收容审查。接着，我外公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在利民街的生产队里劳动，以挑粪为业。

    因为血缘，我和外公意外地生活在一起，而且充满了新鲜。每天晚上才9点多钟，他就要我上床睡觉。若是冬天，他就更早地叫我上床，目的是给他暖被窝。而他睡之前，就坐在客厅太师椅上，边抽烟，边和隔壁那个拉马车的阿公聊天。他们之间的墙壁，都是用木板隔的，彼此打个哈欠，都能听得到声音；划根火柴，也看得见光亮。他们聊够了，外公才上床，我也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五点多他就悄悄地起来，挑起粪桶出门，去掏粪。出门前他已经把昨晚的旧饭煮成粥，留给我吃。

    外公有一头银白的头发。无论何时，都剪成小平头。他上街，总有些小孩见了他就喊“白头翁——白头翁——”，他就笑呵呵地应答，他已经忘记了他是“四类分子”的身份，是专制的对象。若是碰到恶意的取闹，他就不去理会，快快地走过去。

    他收工回来，就会很认真地摆弄他的晚饭；他睡觉时，每次都从床头拿出一顶黑色的无沿礼帽，戴在头上。他的睡姿永远都是仰姿，身体总是笔挺笔挺的。他的枕头很小，硬得像块铁，外表是用一张报纸包着，时间久了，表面已经油光发亮。

    我曾经在床上玩耍时不小心被那枕头角磕着，头上起了块包，所以对它十分地好奇。我曾翻动过，感觉又沉又硬，并且有一种透心的冰冷。别人的枕头都是棉花做的，既软又轻；我也曾见过一些老人的枕头，至少也是木枕或瓷枕，外公又沉又硬的枕头是用什么做的呢？

    外公家徒四壁，没什么物件让我感兴趣，唯独这枕头能让我产生想象。我经常有要揭开其中奥妙的想法。

    有一天，趁他不在，我趴在床上，一层一层地打开了报纸。我渴望那是一个百宝箱，里面藏有很多的宝贝，比如白银、黄金，或者铜钱。报纸在一层层揭开的时候，里面流出了一些粉末。报纸终于全部打开，是两块叠在一起的青砖头。

    我当时就想，外公的枕头为什么不用棉花做呢？

    外公没什么朋友。他那身份，没人敢跟他做朋友。偶然他会到对面一个老汉家里聊天，一回来，就会被我母亲骂：你去别人家干吗，你这样会影响人家的。有时母亲用旧报纸包衣服之类的东西回来，刚放下，外公就把报纸拿走，坐在门槛上，戴上老花镜读。母亲一见，立即心急火燎地去抢：你想害我啊！你是四类分子，怎能读《参考消息》？

    倒是有个人，可以随随便便进出外公家。他和外公年纪相仿，头发也花白了，但个子稍矮，背还有点驼。进门之前，他先把肩上的一担粪桶放下，然后声音朗朗地笑着进来。他跟谁都打招呼，包括我。外公和母亲都很热情地回应他。但他说的话我听不太懂。有点像普通话，也不全像。但当时我就知道，他肯定是个外乡人，因为在我们这里，没一个人说他那种话的。

    他和外公聊了一阵，外公就把烟蒂一丢，到后院里也挑出一担粪桶，和他出去了。

    那时是下午四点多钟。我知道，他们是在出晚工。

    （《总角流年》漓江出版社2016年出版 严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