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摊

    以前我是颇不喜欢这条横在回家必经之路的夜市的。

    下午五点开始（这是夏季，冬季还要早些），零零散散的摊位便像俄罗斯方块一样越排越多，直到凹凸不一地把从东至西四五百米的马路两侧占得密不透隙。街边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车辆拥挤得一塌糊涂。

    没曾想，自己的第一笔收入竟是十年前在这条夜市摆摊获得的。那年，刚刚退伍回来的我淘了辆二手三轮车，又去批发了点外国香烟和打火机，就开始了经商的探索。占个地盘儿不容易，本来就己经挤得满满当当的，猛然一脚插进去，免不了和原摊主起纠纷。谁都想得个好一点的地方，既能借到公家的灯光，又能躲开汽车站台，还要避免和货物相似的人连在一起。我煞费口舌，终于在一位菩萨心肠的大姐旁边落定。

    有的“老板”看见穿着体面一点或者面目横一点的顾客，就低眉顺眼应和着；看见灰头土脸农民工打扮的人，就把小市民的架子端得足足的，摆出一种爱买不买的霸道。此刻，为了生存，凡是来摊前问询的客人，不论贫富贵贱，我一律立即起身，毕恭毕敬应答。

    第一天回家后，我把可怜的腰包掏空，一张一张数着。包里没有几张大票子，倒是轻巧了不少——我从父母和朋友那里好不容易凑出的零钱几乎被其他商贩换光了。

    起初，见到每一个路过时向自己的摊位望来一眼的人我都立即热情介绍，几乎要拉住人家衣袖，直到把台词全部背诵完毕，直到人家走远。几天下来，持续微笑的肌肉仿佛被注射进了东西，上下左右怎么活动都不自在。嗓子又干又热又疼，一晚上一暖瓶白开水都不够喝，用手电筒对着镜子一照，不禁吓了一跳：那向着深处延伸的喉咙里竟然面对面肿了两个大红桃，我无法再大声说话。每逢有咨询的客人，我强咽一口唾液，仿佛从丹田处运气供给嗓子，把原本成套的台词用简单的两三句概括出来。有时看到自己解释半天却迎来对方麻木的表情、冰冷的动作，甚至有些嫌恶的眼神，我就礼貌地点点头，用比蚊子嗡嗡时大不了多少分贝的声音说一句：谢谢，喜欢再回来。心头却有只雀儿的尖嘴不住地啄着。我浑身酸痛，终于发起高烧，直到再也扛不住，只得去医院输液。

    这一晚逢雨，速度快得几乎没有几分钟便把衣服湿透了，物品还没来得及收拾。先前一直揣摩顾客的心理和急着赶生意，这会儿却和老天打起卦，几近一半的摊主收拾起东西。剩余的一半中又分成两个阵营：要么踌躇期待，要么坚定固守。

    这个说：“卖的时间还不如收拾的时间长，要不再等等吧。”

    那个说：“万一一会儿来场大的呢？”

    这个说：“家里好几口子指望着每天这块儿八毛的吃饭呢。”

    我喉咙疼得要命，像个逃兵似的以最快的速度把东西收拾好，胡乱丢进三轮车里，顺着人群，溜回家中。那一晚，我几乎没合眼，也没有啥事可想，就是怎么也睡不着。

    接到用工单位的通知后，我再没去摆摊。后来每当路过这条夜市，我都会放慢脚步，认真看一下每一个摊位和它们的老板们。这些摊主不会注意到我的加入或撤离，在他们的世界里，这个几米见方的摊位和腰里的挎包就是他们的一切。这么多年，他们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我不禁心生敬畏。

    前段时间，夜市全部取缔，每逢夜晚，街上像过年放假一般，冷冷清清的。走在空荡的街道上，路面干净了许多，没有了塑料袋，没有了纸板，少了人们逛夜市时随手扔掉的果皮、烟头，只有环卫洒水车忙活得更起劲了。我喃喃地说：人气呢？那一张张笑脸、那一幕幕场景，甚至是讨价还价时的高声都在耳边回荡着。

    如今，夜市因背负了违法占道经营的罪名，宛若一个传奇而忧伤的女子，带着满腹的历史、故事，遗憾地告别了繁华都市，或许，比她更寂寞的，是曾经把青春和期望投进这里的人们。许多人逛夜市并不是单纯购买和浏览，还有的是想寻个借口和陌生人聊聊天，排解一下苦闷。这些曾经的繁华都在历史烟云中渐渐淡去，一去难返了。

    这日下班，又逢急雨，七八点钟天已十分阴暗，路旷人稀。我看到一位中年妇女正站在铝合金的推车后面收拾鸭脖。我停下车子，走到她跟前要了一大份。我问她怎么下雨还摆摊呢，她说，孩子考学，多挣点凑学费时就不那么吃力了，没想到临收摊还能有生意。我礼貌地嗯了一声，微笑了一下。她不知道，我早已吃过饭，并不需要这些鸭脖，只是因为忽然想到一个故事：一位母亲靠卖煎饼果子供养家里的两位大学生。母亲不同，爱永远一样。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到她眼部的鱼尾纹和手上粗糙的纹路几成正比，虽然躲在树下，罩着大伞，她的两臂仍然被斜风夹带的雨水打得湿漉漉的，黑色布鞋也将近一半泡在水里。她很专注地为我切着，用了三层塑料袋把切好的鸭脖包好。递过鸭脖时，她笑着说，慢走啊。

    （《那年，那些房客》线装书局2016年出版 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