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爷爷夏衍还被关在监狱里,他在里面的判断没错,林彪事件以后,外面的政治空气将会发生变化。果然,断了几年的音信,又通知家里可以给他送衣物了,全家喜极而泣。
我记得第一次探监的时候,我还跟着妈妈在唐山,是我奶奶、姑姑、爸爸他们去的,没有我们第三代。后来,我爸爸说,爷爷跟六年前进去的时候变了一个人,面无血色,腿断了,拄着双拐。爷爷偷偷塞给我姑姑一张手纸,上面用烧焦的火柴头写着四个字:不白之冤。
当天深夜,我爸爸听见奶奶一个人在房间里痛哭失声……
一
我爷爷有了消息,我奶奶的生活总算是安定了一些。
1972年9月以后,先后有过五次探监,每一次家里都要紧张忙活一阵。大家都想给爷爷带最好的东西,那时候,买什么都要凭票,物资不好搞。
我奶奶熬了一锅火腿老母鸡,将清汤滗出来倒进玻璃瓶装上。我爸爸好不容易买到中华烟,掰掉过滤嘴,塞进大前门的纸烟盒里。
我们祖孙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府学胡同的卫戍区接待室里。时间偏后,要到1974、1975年,我五六岁,从唐山回到北京了,我大概去过两次。
我爷爷有了消息,人也见到了。我爸爸和姑姑也陆续从干校回来了,我奶奶的生活总算安定了一些。这一年的7月12日清晨,宣布我爷爷解除“监护”,关了这么多年,爷爷的语言表达出现了障碍。
迎接他的家,已经破败了,经过这番折腾,家徒四壁,几件红木家具散落在凌乱的客厅里,也就是爷爷回来后睡觉的地方。我奶奶房间隔断上糊的高丽纸破烂不堪,家里不成样子。
我爷爷被逐出了社会生活,远离了政治核心的漩涡,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平常生活。他每天在家里负责帮我奶奶记菜账,替我爸爸管理一下我这个小孙女,跟曾经的位高权重相比,手中的权力少得可怜。
二
自从我爷爷回来后,我奶奶整个人都像是绷紧的弦突然一下子松开了,精神头越来越不济,我爷爷跟她,俩人已经没有太多的话可说了。
我在很晚才知道,我爷爷被抓走后,我奶奶也被抓走过,放回来以后,她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是她晚年精神抑郁的开始。
接着就是七户人家来抢占我们家的房子,把我奶奶轰到了她自己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后来的日子,她与这些抢她房子的人共处一个屋檐下,一直活在巨大的恐惧里。随后,儿女先后被下放,就剩下她一个人,孤独地守着老宅。我们家能从这场浩劫中得以幸存,就是靠我奶奶在惊吓、折磨、恐惧和孤独中支撑下来的。
我奶奶是一个没有单位的家庭妇女,她连拿生活费的地方都没有,我爷爷的工资停发,存款冻结,就断炊了。革命者做出的牺牲,往往是要一个普通人来承受。我爷爷在狱中留下的日记里多次提到:“对不起妻子,儿女……”我奶奶的脆弱心灵就在这风雨中飘摇了十年。她本来就不够坚强的神经,在经历了这场劫难后,彻底被击垮了。
我奶奶比我爷爷小4岁,比我爷爷早11年离世。1989年11月20日,我爷爷写信告诉他们的留日朋友钱青:“淑馨已于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去世,时年八十,她受‘文革’刺激,八二年以后即神志失常,时有幻听幻觉,去世前已成植物人,所以临终前没有什么苦痛。”
(《北京青年报》9.28 沈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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