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太愿意去见姥姥和姥爷。
小时候,父母忙于工作,我便被托付给他们照顾。我记得自己总坐在沙发一角,听他们因一件小事吵得不可开交,我不敢动弹,也不敢出声。每次风波平息后,姥姥总告诉我,他们“只是闹着玩的”。我信以为真。
姥爷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他和姥姥在母亲之后又生下两个孩子,甚至不惜因超生而被罚,只是想给家里多添几个男孩。在母亲与舅舅之间,姥爷的偏心随处可见。
我甚至会不时记起4岁那年,自己骑着自行车在院子里玩,摔下来弄了满身灰土和满手的血,结果被姥爷扇了一耳光。当时我强忍着眼泪,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挨打,但看着姥爷的怒容,又不敢出声。如今再去回想当时脸颊火辣、用脏兮兮的手背拼命抹眼泪的自己,心里便异常不是滋味,甚至觉得愤恨不已。
很多年,我从未尝试跨越与姥姥姥爷之间的沟壑。未料,随着年龄渐长,我却渐渐陷入纠结……
每过一段时间,母亲都要与姥姥姥爷吃一次饭,每一次都如情景再现般重复:一样的人,一样的家长里短,甚至选在同一个餐厅。母亲却乐此不疲。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次吃饭的场景。姥姥谈起一个患了癌症的熟人,说她变得极为瘦削,年纪还不大头发就已经花白。“妈,您和爸的头发还挺黑的呢。”母亲欣慰地指出。姥姥却笑了,“我们的头发是染的。”母亲看上去和我一样吃惊。“不然我们不就显得太老了吗?”姥姥半开玩笑地继续道。
我看到母亲放松下来,露出一个微笑。“老就老呗。”那话里有一种无法言喻的亲密感,仿佛她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在那一刻,她们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家人——更像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也更像彼此。
可我知道,姥姥从来不是个称职的母亲。她向来溺爱小女儿,不把母亲放在心上。母亲上小学时近视了,姥姥只是将一副自己用旧的眼镜塞给她,甚至度数都完全对不上。
一个不合格的母亲和一个忍气吞声的女儿,要如何谈得上亲情,如何谈得上爱呢?
吃完饭,姥姥执意要把披着的外套还给母亲,但母亲同样固执地拒绝了,说现在外面太冷。即使姥姥和姥爷住的小区就在街对面,她也要亲自送他们穿过街去。
我看见母亲挽着姥姥的手臂,正像每次散步时,我都会挽着母亲那样。那一刻,她们身影的轮廓重叠在一起,填满了彼此的裂纹与空隙。我屏住呼吸看着,心想也许终究是我太过浅薄,太过自以为是了。
(《中国青年报》10.12 漪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