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管片

    1953年1月初，我在公安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西单分局宗帽三条派出所。所长叫李贺田，50多岁，右手被手榴弹炸残。据说当年他曾是河北省涞水县游击队队长。

    我到派出所报到的次日清晨，十分高兴地来到户管区。走近一看，却傻了眼。我管的这七条胡同多是一片片棚户区。居民多数住在破席箔搭的席棚里。这个地方位于北京内城的最西南角，南面和西面是高大的城墙。大片大片的空旷地面上，长满了一人多高已枯萎的荒草，野兔、耗子在草丛间乱窜。周围到处都是垃圾沙土。

    我越看越扫兴，回到派出所，李所长看出我的心思。凑到我跟前，很直爽地开口便问：“怎么样？到户管区走了一趟，有什么想法呀？”

    “我……”语塞了。

    “有什么想法都是正常的。”李所长又说：“别看不起他们，他们都是能掩护咱们的亲人，共产党打天下干什么？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停顿片刻，李所长又语重心长地说：“你我的工作就是为他们服务，做老百姓的贴心人。”

    “做老百姓的贴心人”，这句话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在学校没学过，书本上没有，家里也没教过。

    我负责的这一片地区共有200多户人家。身份和职业从居住条件和门前堆放的东西上，一看便能知晓。这里绝大多数是极端穷苦的劳动人民。蹬三轮的、拉洋车的、瓦木匠、棚匠、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捡烂纸拾破烂的……旧社会穷人的行当，应有尽有。特别是捡烂纸拾破烂的妇女，被人们起了好听的名字——“女菩萨”。有一段顺口溜形容他们：身背万宝花篮，手拿如意杆，天下不平事，什么她都管。

    这一地区，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名叫马春生，40多岁，被人们尊称马二哥。他父母被日本鬼子杀害，留下他孤身一人，做小工为生。新中国成立前曾在前门火车站扛大包。马二哥为人正直，仗义疏财，有求必应。解放初，市政府为保卫新政权，决定建立群众性治安保卫委员会，大家选举马二哥当了治保主任。多年来，马二哥结交了一群“铁哥们儿”。那时，我的工作特别好做，只要把上级的精神往下一传达，这些人就是一句话：没得说，放心吧！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

    我的工作呢？就是据老所长说的“为他们服务，做老百姓的贴心人”。第一，了解掌握各家各户的生活情况，对穷的揭不开锅的，有病没钱治疗的，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的，一是拿出钱来救急，二是向民政干事反映，帮助困难户请求困补或免交学费。第二，每逢刮风下雨是我最忙的时候。这一片的小平房，多是用碎砖头堆砌的，危房较多。一遇阴雨连绵（他们叫刨房雨）就有坍塌的危险，住棚子的怕刮大风，一遇大风就有掀盖的危险，而且四处透风，无处安身。所以一遇刮风下雨，我便特别忙，昼夜守在户管区。跟着马二哥及众弟兄们一起检查危房漏房，动员危房户到附近的太平湖小学教室暂避一时。往往干活时，我倒插不上手，只好给这些能工巧匠打下手就是了。第三，冬季防煤气中毒任务很重。那时家家用的都是煤球炉，特别容易发生煤气中毒事故。每年秋冬之交，我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帮助居民糊制、安装风斗。几乎每天要检查一至三次。特别遇到刮风天，检查更勤。因为大风呼呼地直往房里灌，煤气跑不出去，更是危险。

    一天中午，我回所准备吃午饭，马二哥派人来找我，说有急事商量。我放下碗筷来到马二哥家：“二哥，你找我？”

    “是，找你有话说呢。你先坐下。”马二哥拉着我坐下，接着又说：“今天找你不为别事，祝贺你，你出师了。”

    “出什么师？”我不解地问。

    “学徒讲三年出师，你学了二年就可以出师了。我们哥儿几个商量过了，说你嘴上跟抹了蜜似的，整天大爷大妈、哥哥嫂子的不离嘴，忙完东家忙西家。都说你是我们的贴心人，对我们这地界儿穷人不嫌弃，到哪家都像到自己家一样，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你可以出师了。”

    马二哥的一番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事后我才知道，这是李所长与马二哥商议好的，就是现在发动群众评议民警的做法。让群众与民警面对面，直接评议。

    从此以后，居民们把我当成自己人。跟我无话不说，使我的工作如鱼得水、受益匪浅。1955年5月，北京市开展第二次“镇反”时，我一次汇报了4件重要线索，都是马二哥及其铁哥们儿提供的。

    （《京城老片儿警》 金城出版社2017年出版 吴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