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为实,但却未必能洞悉本质。对150年前那场改变日本国运的明治维新也一样,太多的目光聚焦于1868年这一年,仿佛它是一道刻度线,之前之后性质大变,但事实并非如此。明治维新成为一个事件,确实开始于1868年,但维新的种子在若干年前就已萌发,只是等待被历史发现的那一刻。中日双方最初的“对视”,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开始。
第一印象很重要。中国人罗森对日本人的第一印象,是“宽衣大袖,腰佩双刀,束髪,剃去脑信一方,足穿草履,以锦裤外套至腰。”那天是1854年2月13日。
尽管言语不通,但倚仗中文乃是当时东亚通行文字,双方还是进行了一番“笔谈”。日本人对罗森热情备至,对“中国文物之邦”更是万分景仰。之后的四个月里,日本人对罗森本人及其祖国的恭维不绝于耳。他应接不暇地为来访的日本人题写中国诗词,光是书写扇面,“一月之间,从其所请,不下五百余柄”。
在罗森看来,这场中日人士之间的交往可谓友善亲睦的典范。想想看,一名在祖国籍籍无名的小人物,竟然在远隔重洋的外邦异域,靠着自己并不高明的诗文书法,轻易俘获了一群忠实“拥趸”,而这仅仅因为他是一名中国人,确实令人喜出望外。横滨公馆旁“灿烂鲜红”的茶花、下田人流如织的佛寺、“衣长委地,腰后有裙,以红绸束其髻,颜色亦多美艳”的日本妇女,这些异域风情也让他赏心悦目。唯一的缺憾是,日本百姓不比中国人恪守礼教,丝毫不懂得男女大防:“男不羞见下体,女看淫画为平常,竟有洗身屋,男女同浴一室之中,而不嫌避者。”虽然有碍观瞻,但作为细节记上一笔,亦不必介怀。
罗森的《日本日记》除了笔涉异域之外,读来与中国传统文人观光游记并无二致,它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见证了东亚乃至世界近代史上最戏剧性的事件之一:“日本开国”。罗森搭乘赴日的那艘轮船,正是美国准将马修·佩里继1853年7月之后再次叩关时率领的九艘军舰之一“萨斯奎哈纳”号。日后,这些军舰以“黑船”之名被深深地刻进日本近代史。
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日本人乖乖地打开封锁了近二百年的国门。用随船官方翻译、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的文明冲突论来说,这是“志在四方的美国佬,前来打破日本的麻木不仁和长期蒙昧”。
佩里和卫三畏都深感自己正在创造历史。按理说,罗森应该同样能看清这一点,毕竟,他是卫三畏亲自拣选的“学识渊博”的中文翻译,且思想开放。他住在西方人群聚的香港,与英国汉学家理雅格相交甚厚。那份彻底改变日本国运走向的《日美和亲条约》的汉文稿本,就出自罗森之手。在译述这份条约时,罗森不可能不知道这份条约不过是10年前中美《望厦条约》的缩水版而已。
历史的目光正注视着罗森,但这名中国人却选择神游开去,徜徉于日方的优待赞誉和异国的山水风俗之间,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已被四面八方的目光牢牢锁定。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日本访客登门请谒,想方设法从他口中打探有关中国的近况。
日本访客对中国情势如数家珍,与罗森对日本国情的漠然无知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不仅熟知14年前那场让天朝上国颜面丧尽的鸦片战争,更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太平天国战乱津津乐道:“太平王小刀会何姓名?”“其势如何,既取南京否?”“太平王得志,复衣冠之旧文物乎否?”
有什么比听到他人如此关心自己的祖国更令人愉悦的呢?因而,日本访客只用几句恭维赞扬,就从罗森手中获得了一册详载太平天国战乱内情的《南京纪事》。这本书在日本以《满清纪事》之名风行一时,以至于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士人对本国、邻邦乃至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
就在罗森被日本访客的热情提问团团包围之时,被后世尊为“明治维新之父”的吉田松阴正徘徊在下田港口,与他的弟子金子重助密切注视着海面上喷吐蒸汽的黑色怪物。说来吊诡,吉田松阴和他的弟子本来都是激进的攘夷论者。如今,黑船来航的消息让他下定决心,要亲眼见识一下这些他要“攘除”的“西洋之贼”究竟是何模样。
彼时日本禁止国人出海,违者处死。吉田只得冒死偷渡。1854年4月25日凌晨,他和弟子历尽艰险摸上了佩里的旗舰。在那里,他的第一个请求是面见罗森。吉田或许相信,这位中国人应该会对同文同胞渴望出洋看世界的心愿感同身受。但佩里的日语翻译卫三畏却告诉他,现在已经是深夜两点,罗森已经睡了。
会面就在罗森的鼾声中无疾而终,吉田松阴被礼送下船,旋即被捕。但在监狱里,他得到一本罗森的《满清纪事》,吉田急迫地将其译成日文。这本题为《清国咸丰乱记》的译本虽然错漏百出,但吉田却切中本质:攘除洋夷外患只是一时之计,尽管不情不愿,佩里黑船的巨舰大炮已然证明攘夷论在实质上的破产,而内政攸关治乱,才是抵御外患的基础。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之乱,中国情势已经折射出日本自身的脆弱性。唯有将对外攘夷转向对内改革,才是解决日本当下忧患的根本之计。
吉田松阴和他的弟子同道们,就以这种方式通过这位中国人的眼睛,参透了他们从未履足的中国内情,也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奋斗方向。但罗森却从未真正参透这些日本人的真实想法,尽管他切实看到了这个国家,却视而不见。
(《新京报》10.20 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