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调解应与时俱进

　　与现代人动辄表示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同，传统中国人是以建立“无讼”社会为理想的。虽说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利益冲突，就免不了有纷争，不过历史上的古圣先贤们，为了“息讼”，曾想了很多办法，而最经常的就是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感化众人，以恢复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调解”曾被汉学家们称为“东方的法治经验”，而当我们谈论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时，也常常津津乐道于此。只是任何一种解纷机制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调解也概莫能外。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中，曾分析中国人理想中的社会，是人民皆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保存着上古淳朴之风的优良生活的社会”，对“政府与法律的概念常深染着人类情感的色彩”，对法律、律师和高度机械化的社会普遍的不信任。在这样的社会中，既无权利的观念，也缺乏法律的保障，当遭遇不法侵害与纷争时，只能隐忍自己对公义的追求，听凭县令、长老等的慈悲恻隐之心的发散，而倡导谦让追求和谐的调解，自然也可发挥其非同寻常的效能。

　　在今天高铁高速信息化大数据的都市中，在人们生活变动不居、权利观念凸显的时代，倡导德政，依赖调解作为基本的解纷机制，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人们会渴望那些美好的旧时代，或者怀念旧有的好日子，对远古时期素朴的生活致意；但是无论是好是坏，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的观念、想法、价值观和习惯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的已然过去，生活方式如此，纠纷解决机制也复如此。

　　（《北京青年报》10.20 马建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