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国人自己的玻璃

    1946年，我在上海出生。我的父亲曹河仁是个生意人。1935年以前他在日本学做生意，赚得了10万日元。那时日元汇率比美元高，算得上一笔巨款。“七七事变”之后，父亲带着全家落户上海，他四处投资继续做生意。我对家里的好光景没有印象，因为在我出生的第二年我们就搬回福清老家，而我们的大部分家产都和一艘沉船一起沉到海底里了。

    因为家贫，我9岁才入学，但14岁就辍学了。1976年，在父亲的坚持下，我到福清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当采购员。

    高山镇异型玻璃厂从创办起就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能赚钱的企业。因此，1983年4月，我向镇里承诺，到年底上交6万元利润，上交剩下的，我拿40%，高山镇政府拿20%，其他作为固定资产。政府同意了，就这样，我没掏一分钱承包了玻璃厂。一年内，我就把玻璃销量从几十万片变成了200万片，净利20多万，我个人赚了6万元。

    19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武夷山玩，顺手给妈妈买了一根拐杖。当我肩扛拐杖准备坐进雇来的小轿车时，司机训斥说：“你小心一点，别碰坏了我的玻璃，几千块钱一块呢，你赔得起吗?”

    我觉得这个汽车玻璃有100元就够了，哪可能那么贵?但他的话还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回到福州后，我到几个汽修厂转了转，发现司机的话一点不假，汽车玻璃就是几千一块!这让我无比震惊。我还发现，在这个暴利的市场中国却连一个有影响的品牌都没有，中国汽车玻璃市场完全被日本和欧美的企业垄断。外国人卖这样的价格，说明他们认定中国人做不出这样的东西。我想，中国人应该有一块自己的玻璃。其他人不做，那我来做。1986，40岁那年，我开始筹备这件事，我来研究，来生产——中国人自己的汽车专用玻璃。

    因为当时国家鼓励汽车零部件国产化，我们作为专业汽车玻璃制造厂（筹备中，还没生产），意外获得了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的投资。当时，我们最大的难题是没有生产汽车玻璃的技术和人才。因此，那段时间我们满世界找技术。听说上海耀华玻璃厂有一套旧的汽车玻璃设备图纸时，我们连夜赶到上海，花了2万元买下全套图纸。紧接着，我带队到玻璃制造设备最先进的芬兰考察，弄回了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先进机器。经过多次调试，从芬兰引进的机器最终生产出合格的汽车玻璃，成本不到200元，售价2000元。即便如此，还是比市场上的外国货便宜了很多。

    最初，汽车厂不认我们的产品，我就从维修市场做起，因为价格便宜，质量还好，所以非常热销，1986年我赚了70万元，1987年赚了500万元。1987年，我牵头成立了福耀玻璃。然后，福耀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汽车玻璃的成本从不足200元降到50元，零售价也一降再降，但还是暴利。很快，国内的企业蜂拥投资汽车玻璃，维修市场进入恶性竞争。1993年，我们痛苦转型，主攻配套市场，成为一汽捷达、二汽雪铁龙、北京切诺基等84家汽车制造厂的汽车玻璃配套商，拥有国内4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也是在那一年，我们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久，加拿大国际贸易法院向包括福耀玻璃在内的中国汽车玻璃行业发起反倾销调查。遇到这样的事，很多人选择认赔，因为打这样的官司非常劳神费力，而且也没有经验和把握赢。但我立即成立专门的反倾销应诉办公室，并派出工作小组，参加加拿大国际贸易法院的公开聆听。经过8个月的艰苦应诉，2002年8月30日，加拿大国际贸易法院裁定，来自中国的汽车玻璃在加拿大的销售不构成侵害，我大获全胜，赢得我国入世后的第一起反倾销案。

    为什么要应诉，因为我认为，这不仅是一家企业的态度、一个行业的态度，也是一个国家的态度!很多人说我是中国“入世”后反倾销胜诉第一人，了不起，我觉得我受之无愧。

    （华商韬略 2016.12.22 李泓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