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人生之巅

    ■张攻非

    1995年对于我来说，是人生攀山跃上的一个制高点。

    8月，我参加中央统战部举办的民主党派中青年骨干班，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三个月。我参加民主党派之一的民主建国会，是1991年的事。我自中学起，就打过入党申请报告，变动一个地方打一次报告，共打过7次。也因为变动太多，每处“考验”时间不够，30多年未能如愿。因为是无党派人士，孙伯伯找我谈话，认为民主党派需要我这样的干部，动员我参加民建。孙伯伯是我崇敬的长辈，他的要求我不可能不服从。

    入学当月，我所在的新闻编辑部副主任吕怡然打电话告诉我，上海韬奋新闻奖评选结束，我获得第一名。材料已报北京，参加中国韬奋新闻奖评选。我这人多年来对自己就有个“三不”要求，不争、不贪、不懒。不争，荣誉、地位、酬劳、出国等一概不争，报社年年评先进，凡提名我，一律让出。但对这一次的韬奋新闻奖评选，我是很看重的。看重的根本原因是，在我身上寄托着逝去的、健在的老一辈厚重的期望。

    中国韬奋新闻奖由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韬奋基金会共同创办，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产生10名获奖者。评选条件除编辑年限及业绩外，特别要求有全国获奖的新闻论文。评选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各省市评选，报三名候选人到北京总部；第二阶段是各省市交换投票，按票数选出40人参加总评；最后阶段由中央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及主办单位的负责人投票，决定10名获奖者。余下30名授予提名荣誉。严格的制约是评选公正与质量的保证。我10月上旬学习结业，10下旬接到通知，11月4日到北京报到。

    在京报到时我知道了，11月5日，邹韬奋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和第二届中国韬奋新闻奖颁奖仪式一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还知道人民日报李德民和我在10名获奖人中以全票通过并列第一。

    11月5日，踏上初秋和煦阳光铺满的大道，我迈进人民大会堂。李鹏讲话全面论述了邹韬奋革命的战斗的一生和对人民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虽然韬奋的事迹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但第一次当面聆听最高层领导人代表党和国家作出全面的高度评价，仍然震撼不已。讲话结束后举行颁奖。颁奖人有丁关根、邹家华、孙起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而给我颁奖的恰恰就是孙伯伯。他握着我的手，又一次深情地说：你爸爸要是看到现在的你，该有多高兴。

    晚上回到北京的家里，全家人围坐看“新闻联播”。第一条是上午大会新闻，片中出现每个获奖者的特写镜头。妈妈流泪了，我望着父亲的遗像也落泪了。这就是一个劫后余生的家庭对喜庆降临的品味。那晚，家里的电话铃声不断，亲朋好友向妈妈表示祝贺。我的表哥何承璞是复旦大学新闻系64届毕业生，在成都晚报任编委。他对妈妈说，搞新闻一辈子都想拿的奖，攻非40岁半路出家拿下真不容易。

    回到上海，也有朋友上门道贺。有个朋友打趣地说，看电视新闻时就想，这个家伙出名了，不知会变成什么样。现在见了，还是那个德行啊！我说，你说对了，我知道我是谁。我不比任何人高，也不比任何人低，一辈子就这个德行了。

    1995年年末，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又画出亢奋的一笔，我评上了正高职称。没有大学学历，用13年时间破格跨越初级、中级、副高、正高四级台阶，我内心充满喜悦。在新闻界，荣誉到顶了，职称到头了。从知天命的角度说，登峰之后，该返程了。有一篇记述我不断攀登历程的文章，作者在结尾写道：“谈到以后的新闻生涯时，张攻非说最想做的事情有二：一是再造一幢大楼；二是写一本《晚报实用编辑学》——这是不是有点留诸后人的意思？”其实，这就是我选择的返程路。

    遗憾的是，我想做的两件事，一件都没有做成。比如说，我想写书，需要我编过的版面资料，但借阅光盘，需副总编以上资格，我只得作罢。体制内，你想做的事由不得你，因为牵命的绳子不掌握在你的手里。做梦也想不到的调动，却在后边等着我呢。

    （选载二十二）

    （《命运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