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最大光荣

    ■张攻非

    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新民晚报报业的壮大，站在新闻编辑部主任的位置上，我对报纸应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有了一个新的思考。邹韬奋认为，新闻记者应该是社会活动家。当新民晚报发行185万份，读者人数近千万，有着明显导向作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通过参与社会活动，通过正确的导向推动社会事业的发展？

    1994年10月的一天，采访部发的稿件中有一篇政法部记者宋铮的探讨性报道。报道写道，上海市妇联极为关心下岗纺织女工再就业的困难，在下基层调查研究时，看到很多女工的外形条件与飞机空乘人员相近。妇联干部积极主动到上海航空公司商量，探讨能否吸收符合条件的下岗女工到空乘岗位再就业。航空公司态度犹豫的回答是：没有先例。记者听到这件事，很想不通。没有先例，就不能开创吗？

    我感觉宋铮提出了一个社会大问题。中国的改革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下岗工人再就业。上海面临的压力尤其严重，将近150万产业工人等待命运的安排。民航如果招聘纺织女工，就打开了再就业的禁区，对各行各业都有启示作用。它的社会意义太重大了，我当即决定发头版头条。《民航能不能招空嫂》的标题，赫然出现在报纸上。当天在社会上激起很大反响。

    仅仅在报上发条消息是不够的，我找到负责采访纺织系统的记者姚冬梅，由她联系纺织工业局党委书记朱匡宇，我前往拜访。朱匡宇是朱镕基的侄子，遗传的是湖南人血统。我们两个湖南人交流，一点就透。我们商定了一个计划：由新民晚报与纺织工业局牵头，联合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商委共同发起，举办一个研讨会。研讨的中心议题，就是“民航能不能招空嫂”。我们拟定的与会邀请名单中，第一个是上海航空公司。

    会议上，上海航空公司最后达成一致的认识：我们愿意试一试！招聘空嫂的大幕面向全社会拉开了。从此，一个“嫂”字深入各业，走遍全国。

    也是在这一年，上海慈善基金会与新民晚报联手，创建了全国第一条慈善热线。慈善基金会当时在威海路陕西南路口第二工业大学办公，办公室腾出一部电话，作为慈善专线；不管信息来源于慈善基金会还是晚报，刊登求助文章晚报负责；接受管理发放捐款，慈善基金会负责。

    第二天的《新民晚报》刊发了记者施捷写的文章《三万字的求助信》。施捷收到高中女生陆蓉的来信，讲述她身患尿毒症休学在家又无钱治病的窘迫。施捷到陆蓉家里采访，父女以泪洗面的无奈叩击她的心灵。当晚，她含泪写出文章，吁请热心读者伸手援助，不能让死神过早夺去少女的生命。

    陆蓉的求助见报当天，慈善热线打爆了。帮帮陆蓉的呼唤，卷起申城捐助风。从耄耋老人到学语幼童；从拮据家庭到富足人家；从在职干部到离退休人员，或打热线电话，或到慈善基金会办公室，或到报社，捧出的是他们一颗颗爱心。大洋彼岸的美藉华人读者也投入了捐款义举。

    空嫂也好，慈善事业也好，话题都离不开下岗职工四个字。我们今天说到这四个字，好像翻历史的书页，却少了切肤的痛楚。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下岗职工”四个字，就是笼罩社会的愁云，憋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1994年11月间，我到北京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代表大会。代表会开了三天，闭幕会议程上列出的最后一项内容，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孙起孟讲话。孙伯伯提出了问题：“我们叫职业教育社，下岗职工再就业，与职业与教育都有关。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我反复考虑，能不能搞一个‘温暖工程’，为下岗职工义务培训再就业技能，帮助他们重新上岗？”

    回到上海，我收到会议文件，找不到“温暖工程”四个字。但这四个字，却把我拖入日思夜想的状态中。也许是“天意垂怜”，过不几天，竟有人上门“解锁”。晚报记者黄振平下海后受聘于一家香港公司，公司要提升知名度，黄振平找我出谋划策。我的思维闪电般地与“温暖工程”对接。第二天，回话来了。老板吴淞愿意出资100万元，参与“温暖工程”建设。

    计划的第一步，是在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亮出“温暖工程”的旗帜。第二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费孝通、孙起孟等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孙起孟副委员长宣布“温暖工程”启动。新华社和在京媒体就此作了报道，央视第四频道对吴淞和我做了专访播放。“温暖工程”全国促进委员会同时宣告成立，孙起孟亲自担任促进会主任，我被任命为秘书长。大会以后，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各地的分社都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刘延东对“温暖工程”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她亲自出面与香港企业家商谈，为项目注入了一亿元资金。

    在空嫂、慈善、“温暖工程”三个方向上为国分忧作了努力，我觉得，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一辈子都值了。

    （选载二十一）

    （《命运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