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土社会正在发生的转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乡土社会发生着深刻剧烈的变化。但不管乡土社会如何转型、怎样变化，以乡为基点的活动空间不会变，以土为基础的生存依托不会变。乡村振兴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乡村要振兴，首先应认清乡土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社会主体由稳定性向流动性转变

    这种转变，既表现为水平空间上的跨区域跨领域，也表现为垂直空间上贫富差距带来的阶层变化。农民工四处奔波、走南闯北，2.8亿农民工大流动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农村有八九亿人口，除了外出打工的2.8亿，其余都生活在农村，外出打工使得农民的收入来源复杂多样，所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趋于扩大，阶层流动也因此凸显。“流”是活力的表现，但应流得自主自愿，流得安心放心，流得后顾无忧。

    社会生活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大量走出村庄，异地打工，打破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乡土社会的社会生活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这种异质性来源于不同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生活方式的交汇。村庄的概念在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已经冲破地理上的村域范围，村里人在外面有多少打工的地方，村庄的虚拟空间就会延伸到多少地方。身处远方的村民随时可以通过手机以及互联网了解村庄的一切。异质性的生活和虚拟空间的扩展，使村庄治理变得更为复杂。

    社会关系由熟悉性向陌生性转变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世代聚族而居的熟人社会，它通过加强人际关系和相互信任引导熟人之间相互自愿合作。随着农民工的流动、乡村旅游的发展，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由熟悉性向陌生性转变。这种转变逐渐打破了熟人社会的秩序，在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诚信；在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契约。如何让传统的诚信与现代的契约在乡土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是当下需要深入探讨的大课题。

    社会结构由紧密性向松散性转变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中，人情是一种交往方式，是社会结构紧密的黏合剂；家园红利是一个熟人社会长期积淀的福利，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凝聚力、归属感，是“故土难离”“叶落归根”的原因所在。近些年来，由于农民工大量外流，乡村人情关系越来越淡薄，社会资本不仅少有积累，而且逐渐消蚀，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由紧密性向松散性转变。在此情况下，必须重塑乡土社会的乡情乡谊，否则在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所从事工作的价值比重越来越小的情势下，社会结构的离散将危及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继承优秀传统，重塑“家园红利”应是当下中国乡村“软件”建设的重头戏。

    社会细胞由完整性向破裂性转变

    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农民工家庭由完整性向破裂性转变，产生了“留守家庭”，形成了“三大留守群体”——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家庭”是社会稳定的隐患。农村留守家庭为社会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破解农村留守家庭的“留守”之痛，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以家庭为流动单元应作为社会流动的基本准则。许多发达国家人口流动的流量占比之大不亚于中国，但都是以家庭为流动单元，社会细胞的稳定就不会使社会肌体受到损伤。

    社会行为由规范性向失范性转变

    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世世代代聚族而居，讲究合乎礼治的行为规范，村落内部形成人们普遍认同并共同遵守的乡规民约。在人口大流动、物欲大泛滥、文化大冲撞的背景下，乡土社会的社会行为由规范性向失范性转变。这种失范性是指乡土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包括敬畏感缺失、羞耻感淡薄、潜规则盛行等。当人们把赚钱当文化，把常规（不偷、守时、诚信）当典范，把底线当上线时，社会生态也就遭到了破坏，社会危机便开始孕育。扫黑除恶，扶正祛邪，以现代法理精神重构乡规民约已成当务之急。

    社会治理由权威性向碎片性转变

    在传统村落中，村落的精英分子以身作则，以自身行为和道德风范形成“权威”并影响村落，呈现出很强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号召力。城乡二元制度实行以后，农村精英单向流往城市，乡贤文化由盛转衰，近于凋敝，乡土社会的社会治理由权威性向碎片性转变。农村改革40年后的今天，资源单向流入城市的时代已告终结，如何注入新活力，应当引入离退休的干部职工、新富阶层等力量共同作用，推进乡村振兴。

    （《北京日报》9.3 刘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