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曲折环保路

    今年88岁的曲格平有几个“第一”：他是我国设立专门的环保机构——国家环保局的第一任局长，也是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曲格平说自己干环保纯属偶然。1969年，曲格平调到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工作，当时日本发生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周恩来总理对此高度重视，要求曲格平所在的机构研究中国是否也有环境风险，曲格平承担起这个任务，从此与环境结下不解之缘。

    曲格平一度颇感无奈地说，“自己干了大半辈子环保，蓝天碧水似乎总是得而复失。”然而最近的一个信息，让这位耄耋老人的情绪明亮起来：201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勾勒出2020年之前，我国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碧水、净土保卫战的战略详图。

    曲格平清晰地记得，我国环保领域第一次出现高规格的文件是1978年12月31日。那天，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治理行动。文件很快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并直接带来了桂林漓江的一场大保护行动。

    桂林山水甲天下，然而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一些企业依江而建，肆意排污，漓江被严重污染的消息登上了国外的媒体。邓小平同志在得知漓江污染的问题后，专门作出指示，漓江要赶快治理，不治理就功不抵过。1979年，国务院专门发文对桂林漓江的治理提出要求，最核心的内容是，沿江的37家工业污染企业全部关停。曲格平说，这是我国环境治理史上，为了保环境质量，第一次大规模地关停污染企业。这一次重拳出击，为桂林漓江的发展奠定了生态基础，使其彻底告别来自工业的污染。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环境保护处于建章立制阶段，直到1988年，国家环保局正式成立。自此，环境保护的方针、规划有了专门的部门来制定、落实。在曲格平看来，我国真正大规模治理污染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世纪90年代，我国掀起新一轮大规模经济建设，各地上项目、铺摊子热情急剧高涨，再加上当时全国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致使我国污染问题加剧，向自然过度索取的结果是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1994年7月，淮河发生特大污染事故，中国大规模环境治理大幕由此拉开。那个夏天，久旱之后的几场暴雨，裹挟着淮河上游河道里积攒多时的高浓度污染团，一泻百里行至下游，造成安徽、江苏两省上百万人饮水困难，水产养殖户赔得倾家荡产。国务院调查组在现场调查时，老百姓打出了“官清水清”的横幅。淮河严峻的污染现实，使得国家下决心要治理淮河，并提出了1997年年底淮河沿岸所有污染企业一律要实现达标排放的目标，不达标的一律关停的铁令。

    为确保治污的严肃性，1995年8月，国务院签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流域性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条例重申治淮的目标，由此开启我国全流域、大规模治理的先河。

    20世纪的头12年，在曲格平看来是我国环境保护压力最大时期。这一时期，支撑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是一大批重化工项目，这些项目高耗能、高排放，致使能源资源全面紧张，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作为长期关注环境问题的权威人士，曲格平曾在2005年痛心地指出，“十五”规划中，二氧化硫和COD减排是所有约束性指标中，没有完成任务的指标。

    我国环境治理再次迎来大规模治理是2012年之后，这期间，国家环保总局在2008年重组为环境保护部，正式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彰显了国家治理华北地区雾霾污染的决心，文件明确到2017年年底，北京市的PM2.5年均浓度要控制在每立方米60微克左右。在很多人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为人知的是，早在这份文件出台前两年，曲格平曾专门给中央写了一份文件，建议支持北京市解决大气污染问题，他强调，“京津冀治霾已经刻不容缓”。

    这一次，《大气污染行动计划》不再是纸上谈兵，开始得到强有力执行。京津冀地区联防联控、冬季清洁能源替代、重污染天应急措施落地、淘汰大批散乱污企业等一个个硬骨头，5年来都被啃下来了。2017年年底，京津冀地区交出一份难得的蓝天答卷。曲格平评价道，大规模环境治理就应该打这样的组合拳。

    很多环保人士注意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出现了“打赢蓝天保卫战”的表述，曲格平说，这与过去提的“打好蓝天保卫战”虽一字之差，却彰显了决策层要给老百姓提供更好环境质量的决心与魄力。

    2018年3月，环境保护部再次重组，更名为生态环境部，建设美丽中国成为重中之重。

    （《中国青年报》9.12 刘世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