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柴记忆

    游风景名胜，视野里不是茂林蕤草，而是可用来做饭烤火的柴草。那年在北京丰台，见野外一片酸枣刺，便不知不觉拾了几枝干枝。在神农架，见横于路边的枯枝，便顺手拾了，带进宾馆，同行者笑我放牛娃习气。

    何其如此不下心头？只因灶火里的艰辛日子潜入了我的下意识。

    我故里是条山沟，扇形坡面，大部分杂树荆丛，应该说柴没问题，可那年月开荒造地毁林，大型建设又伐走碗口粗的成材林，山秃，柴与粮同样紧张。山坳里有限的柴山为集体所有，每年底每家分得几百斤花栎柴、松枝，仅可烧一两个月，大量日子要靠割柴。

    我跑得动路就跟姐们放牛、割柴，半天割一小捆山草，用葛条作背带背回，姐们笑我割的柴不够烧盆洗脚水。有种柴叫红焰棒，水分大，三月俩月干不了，很少有人割，我割不够一捆时，割点充数。但当看到母亲在烧这柴时噗噗吹半天，熏得眼泪直流，呛得直咳，还误了做饭时间，我下次即使空手回也不要了。

    劳累之极时姐们也常抱怨母亲和嫂子烧柴太费，说她们不割柴不知割柴苦。其实，母亲和嫂子何尝不知节约？怎奈泥坯垒起的灶，不聚火不聚温，硕大铁锅，哪是几把柴解决得了的？一把一把塞进灶膛，一轰而燃，三下两下就烧了，锅里水还不泛泡，红薯还没有动静。

    山里人如此，山外人更操柴心。冬季里常看到视线很远的对面山梁上，扯成线的人扛着尖担，清早进，擦黑出，挑着柴晃晃悠悠，远望每个人都抽象成一个横着的“王”字形剪影——立着的两柴捆和行立的人形成三竖，中间的尖担是横穿的一横。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中午在校自做一顿饭。在学校屋檐下垒个小泥灶，架口小锅。柴从家里带，若是半干的桐子树枝，一顿饭会弄几小时吃不到嘴。阴雨天，屁股撅着吹火，噗嗤噗嗤吹得眼泪、鼻涕直流，屋檐雨直滴后裤腰。雨水、汗水和着烟熏的泪水，百般无状。高中时，半年进山担柴七次。单趟路程就五十里；去时还有劲儿，回来腿就酸软了。

    参加工作之初，也曾靠烧柴度过一段日子。单位统一从山里购，按职工人数分；穿插烧煤，煤凭票供，比在农村烧柴的操心程度低多了。

    物换星移，为粮为柴而苦的日子终于在改革开放之后打住。

    （《人民日报》9.1 兰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