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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攻非
1987年，新民晚报增加了版面，发行量超过160万份；报社级别由副局升格为正局；新的领导班子批准建立；报社新址选定奠基；职工工资、奖金提高，满眼尽皆喜事。日子逐步好过了，好日子不好好过的传统陋习也逐步显现出来。两件关于我的事，让我至今难以理解。
第一个儿子夭折，我再难回住9平米的晒台屋，搬迁至调换的6.8平米灶间，一家三口挤在两人不能同时转身的蜗居困境。一次，父亲的老朋友王纪华到上海，一定要到家里看看我的生活状况。走到小屋门前，看屋内一览无余。他当即让我写下情况，说面见上海市长汪道涵时递交。汪市长的确作了批示。不知道这事报社怎么知道了，报社领导层的会议上，竟然有人当作一个议题讨论，批评我越级上告，似乎是我在搞阴谋诡计。
另一件事就整得很热闹了。有几个人听说我可能进编委班子，一齐到宣传部告状。告状的原因是近期发生过一场争执。与我同编一版的编辑李新，因为一篇稿件的处理得罪了新上任的社级领导，马上被下令调出一版。我是一版的主编，事先却毫不知情。他们叫来人搬李新的办公桌椅，我挡在门口，告诉让搬桌椅的人：要搬连我的台子一块搬走！这就是他们告状的导火索。我从小的犟脾气劲儿也上来了，与李新、姜丕基、白子超四人走进宣传部的大门。消息传得很快，第二天报社就有“四大金刚”到宣传部反诉一说。宣传部干部处长找总编辑兼党组书记束纫秋谈话，涉及我进编委班子问题时，老束说：张攻非是赵超老点名的人。结果是，我被宣传部批准任命进入编委班子。
1988年，经宣传部批准，报社建立了专刊编辑部。老束找我谈话，要我去当主任。我心里早就明白，一版李新搬不动，一定会把我搬出新闻编辑部。正如老束私下所说，两头牛顶着，不牵走一头行吗？我想，这样的安排远离是非中心也好。
专刊部的运作，我体会到多方面的好处：第一、它处于边缘地带，几乎没有人管，给了我独立运行的空间；第二、版面生成的速度平缓，我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与编辑讨论思考，精心编报也带教了新人；第三、报纸三大块：新闻、副刊、专刊，我熟悉了两大块。更重要的好处是：养心。我不必每天面对采编矛盾，不必经常性地应付不停的告状，愉快放松从容工作。
到专刊部一年，各项工作走上正轨，不想又来事了。时任新闻编辑部主任不停地跑来找我，要与我对换岗位。他的理由是，自己实在吃不消，也不希望我“太惬意”，这件事从1988年的秋天说到1989年的夏天。有天，他告诉我党委已经讨论同意了他提的对调方案，找适当时间宣布。我始终无一字表态，只是觉得有点像开玩笑。谁知道还有“更玩笑”的事发生在后面。
新民晚报在重庆举行创办60周年座谈会，新任总编辑丁法章领队，顾问老束参加，我与另外几位同事同行。出发前几日，经理部经理被抓（后来证明是错案），经营管理出现真空，选择主管人成为当务之急。重庆座谈会会下的议论中心就是谁来当经理。我没有想到，丁法章、老束与我聊天，都是探询我愿不愿意挑起这副重担。同时还告诉我，他们已经找不少人征求意见，几乎一致地推荐了我。
毕竟我已经是48岁的人了，从编辑部转经理部的行业跨度也太大了，我还是犹豫不决。促使我最后下决心到经理部上任的因素有三个：一是总编辑丁法章到市委宣传部要求从外部选调经理，副部长孙刚说，张攻非就是经理人才。你们说不通，我去谈。老丁从宣传部回来直接到办公室找我，对我说，你要部长谈了才肯去？二是老束一连找我谈话三次，说你这个人喜欢挑战，现在挑战来到面前，应该拿出“舍我其谁”的勇气来；三是北京的邓季惺老人听到这件事，给我打电话说：我看好你，有困难我们已请新民报老经理高本乐帮助你。在反复掂量的日子里，我做了不得不去的打算。
1989年11月9日，我走马上任了。这一天，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上午9点召集食堂全体人员开了一个茶话会，希望食堂的菜肴及卫生有一个新的变化。我提出两条办好食堂的保障措施，一是有困难直接找我；二是食堂口碑好了加发奖金。多年前就在报社食堂掌勺的老师傅当场表态，中午恢复小锅菜。下午召开中层干部会，会开得很简短，中心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前经理发生“意外”以后，干部队伍被查得人心惶惶。我宣布，不管是谈过话的没谈过话的，一律安心在原职务岗位工作，我决不搞无证据牵连。二是针对经理部存在分派别、不团结的问题，我提出一条原则：“我只用眼睛看，不用耳朵听。”我不希望再有人在我耳边对别人说长道短。
我上任做的几件事传达了新的管理信号：经理部为编辑部做好服务是本职工作的重要方面；经理部工作要走向正轨，必须要整顿风气。
（选载十八）
（《命运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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